论《春秋》学在两汉的经世功能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儒学最隆盛的时代.作为经学中的显学,<春秋公羊学>的经世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汉代君臣自觉地把包括<春秋>在内的各类经典用诸政治实践中,使得儒家经典显示出强大的经世活力.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分别从多个角度描述和探讨<春秋>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经世功能.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     

董仲舒与春秋公羊学

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第一位声名显赫的公羊大家。他虽未给《公羊传》作注,但是他的著名作品《春秋繁露》几乎涉及了《春秋》一书的全部主要问题。他的观点无论对错,都对后世的春秋公羊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千年来的春秋公羊学,其精华与糟粕无不与董仲舒有关。研究孔子的《春秋》经,离不开公羊学;公羊学的理论框架是汉代人搭起的;汉代人公羊学的根底是董仲舒奠定的。     

论董仲舒的经济伦理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汉时期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孔、孟、荀之后,朱熹之前最有影响的儒家代表人物.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仍受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著作很多,"凡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现存<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在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影响很大,它不但影响了汉代帝国政治秩序和宗教信仰,也影响了汉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本文对董仲舒"天人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内涵及其来源作一扼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对董仲舒"天人思想"对汉代文论产生的影响作一详细剖析,最后就"天人思想"本身及其对汉代文论的影响作一评估.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书后不久即为杜谔<春秋会义>所征引,可见此书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除杜谔<春秋会义>外,其他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吴澄<春秋纂言>、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宋元人著述中也时见征引.兹综加辑考,并参以孙觉<春秋经解>,凡得<春秋经社要义>佚文五十七条.<春秋经社要义>的体例大概是先分门别类,再悉列同类例相关经文,然后加以综合解说.<春秋经社要义>受到啖赵学派影响,会通三传而不专主一家,于三传、啖、赵以及胡瑗、孙复皆有取有弃.<春秋经社要义>与<春秋经解>不是同时的作品,它们代表的是孙觉青年和晚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其间有延续,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     

董仲舒及"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影H向

董仲舒及其完成的"天"的哲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氏的<贤良对策>,从文化精神、政治方向、思想内容、表达形式多层面地影响了两汉政论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天"的理论系统,逐渐渗入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其中最突出的内容,乃是天人合一与气的学说.董仲舒的<春秋>学,乃是专制政治下经学的新发展,增加了对专制政治"适应"和"矫治"两种相辅相成的因素,直接了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对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传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解读《春秋公羊传》之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使用了几个概念和判断提示了对文本达成统一之理解的方法,二是揭示了达成统一理解的内在根据。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略谈“以经决狱”

在我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以经决狱”。所谓“以经决狱”,就是用记载儒家圣人言论的典籍,作为法官判案的准则。这个现象开始于汉代,倡行人就是那位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作过地方行政长官,有治民办案的经验。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董仲舒老病退休在家,朝廷仍多次派遣职掌刑狱的延尉张汤去向他请教。董仲舒于是著《春秋决狱》一书,详细记载以经义判决刑狱的二百三十二件案例)《后汉书·应奉附劭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阐释的权利:《公》、《榖》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榖>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榖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董学特性新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讲是最受学界争议的。尤其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依然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拟对董学特性试作阐述。 （一）宗教性与人文性 在汉代,的确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占”,“天者,百神…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