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     

从“痛恨”谈起

《出师表》有“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句。“痛根”一词。按今义讲为:“深切地憎恨。”(《现代汉语辞典》)。但就《出师表》来说,这样解释,就说不通。因为先帝(刘备)自称承嗣汉朝基业,决不会对其臣下流露出憎恨汉家君王之意。     

释自

“自”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作,或反向,金文将右边两曲画分开作(召尊);篆文作。其形义来源有十几说: (一) 小。《说文》:“,小也。象形。”是从两字形体相比较推出来的:三重者为大山,两重者便是小山了。王筠《说文句读》、孙海波《甲骨文录》、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语从其说。 (二) 同堆。徐铉曰:“今俗作堆。”段玉裁从其说。郭沫若《殷契粹编》:“辞云:‘王作三右中左。’自乃古堆字。然多用为屯聚之也,此亦当以读屯为适,言作左中右之三营以屯聚三军也。”     

“番禺”一名的由来及其读音之演变

<正> 广州古称番禺,为岭南一重镇,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关于番禺县得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著作,刘宋沈怀远的《南越志》称:“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是为源自番禺二山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浪水注》引交州治中姚文式问答云:“何以各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悫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偶也”,是为源于番山之隅说。嗣后志书大抵皆宗此二说,《元和郡县志》即谓番禺“县有番、禹二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唐以后诸志,都以得自番禺二山说为主,言之凿凿,图示分明。     

九鼎考辨

九鼎的记载屡见于秦汉及先秦的典籍。对九鼎的铸人有夏禹、夏启之殊;造地有荆山、昆吾之别;造型有三足、四足之异。具体地说,即是:甲、于夏铸鼎之人有两说。一说为禹,《史记·封禅书》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一说为禹之子启,《墨子·耕柱篇》云:“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夏后开即启。乙.于夏鼎造地本多歧说,可考其地者有二。一为荆山,《说文·鼎部》鼎下:“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元和郡县志》:“荆山,在县(富平)西南二十五里。”一为昆吾,已见上所引《墨子·耕柱篇》。另,《吕氏春秋·应言篇》:“帝丘之鼎以烹鸡。”帝丘,即昆吾之虚,在今河北濮阳,见《通典·     

谈谈《离骚》中的女媭

屈原《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这女媭是谁?汉代以来,一般以为女媭是屈原之姊。清代汪瑗始立异说,以为“媭者贱妾之称”,其后许多研究者相继否定王逸旧说。但我们比较研究的结果,深感王逸之说难以否定,女媭确是屈原之姊。王逸说:“女媭,屈原姊也。”①宋洪兴祖说:“《说文》云:‘媭,女字也,音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②……《水经》引袁崧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须,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媭庙,(?)衣石犹存。’秭与姊同。”③朱熹亦以为“女媭,屈原姊也。”④可见以女媭为屈原姊,自汉以来无异说。唯郑玄注《周易》。说屈原之妹名女须。⑤但近人朱季海先生考订:“郑氏《易注》亦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缘     

《文子》与《淮南子》究竟谁抄谁的

众所周知,《文子》与《淮南子》有大量相同的文字和章节,究竟谁抄谁的呢?过去多认为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如章炳麟《菿汉微言》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文子》被认为是伪书的典范,被斥为“伪中出伪”。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了《文子》竹简,《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中说,已整理出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时至今日,人们仍未见到由竹简整理出的《文子》。学术界虽有唐兰、艾力农等人力主《文子》为先秦古籍,但因《简介》所引简文仅数十字,伪书说又根深蒂固,至今仍持怀疑、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长生殿》：文人历史剧对历史的合理“误读”

中国古代历史题材剧的创作者有文人与艺人之分,《长生殿》是典型的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有两种创作原则,即曲史观和寓言观,《长生殿》则属于后者的代表。洪昇从“断章取义”的寓言观出发,将李扬故事合理地“误读”为情史,使剧作的政治主题因素与爱情主题因素最终得到统一。这既是洪异现实生活的曲折写照,更流露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自喻和补偿心理。     

《诗·氓》“复关”解

《诗·氓》中“复关”一语,旧注或训关隘之关,或训地名,皆以处所为释。又有以为氓之“托号”,亦即借代者。而据旧籍及本诗上下文意,终难成为的诂。是以高亨先生释之为“返回的车”。案前引诸说俱非,今据《周礼·秋官·条粮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并注及《史记》、《汉书》注,此“关”乃“关说”、“头白”、“关由”、“关通”之关,其义略同于“通告”,亦并与今语之“回答”、“回话”、“答复”、“诸义相近①。是本诗之”复关”亦当以此为释。覆按旧籍,此类例证尚多,今特援举以证成其说。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浅论汉武帝德法并用治国方略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 ,倡导儒学 ,广施德政 ,同时 ,又创新改革 ,以法治国 ,恩威并施 ,德法兼用 ,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 ,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浅谈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

在两汉边疆思想中对西南夷地区存在着"无用"和"国本"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之争几乎贯穿了两汉的始终。由于交通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西南夷地区一直被汉王朝视其为"无用之地",而在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并由此奠定了我国疆域基础。通过对汉武帝时期西南夷的基本概况及当时的边疆观的介绍,以及对该时期许多史实的论述,分析了汉武帝当时开拓西南夷地区的根本原因,即西南夷地区的开拓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