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诗话》的编辑特色

《饮冰室诗话》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开设的文艺类栏目之一，是梁氏文学救国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上具有重要地位。基于文学救国的立场，《饮冰室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及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具有独特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从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     

《今别离》之传播史(1899-1949)

自梁启超尊奉《今别离》为黄遵宪诗歌中的名篇、以旧风格写新理想的典范以来,《今别离》一直受到晚清民国多家诗话的赞评,时人争相模仿或者续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以《杂感》和《山歌》等诗作成就奉黄遵宪为白话文的先驱,却不满《今别离》没有做到"我手写我口"而给予差评。而后的文学史著大多因袭胡适的观点,《今别离》淡出黄诗名篇的榜单。从《今别离》在诗坛地位的抑扬降升,可以窥见晚清民国文学观念转变之一斑。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仔细评议他们的诗,更没有专门对莎士比亚进行论述。“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句话中的“气魄”指的是莎、     

新诗:在中西诗艺融汇中发展

从１９１８年《新青年》４卷１号发表到胡适的《鸽子》、《一念》等白话诗九首至今,新诗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新诗在西方诗歌影响下诞生,在中西诗艺融汇中发展。我国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唐代曾达到它的艺术高峰。但是,沉滞、漫长的封建社会,过于严谨的艺术规范,使旧社会诗歌发展到清代中渐趋哀落,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出路。１９世纪末６０年代到世纪末的清同治、光绪年间,更趋于僵化。１９世纪末,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但由于他们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     

《诗薮》的体制特点及理论特色

从《诗薮》体制可见胡应麟的精心设计,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内容上《诗薮》仍未摆脱传统诗话的影响,诸如笔记体、分类含混、内容驳杂等特点都与传统诗话没有根本差别。在《诗薮》梳理和研究诗歌史实的背后,可见其诗学理论的潜在架构。即以辨体思想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支撑：＂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理论;＂法、悟、化＂三阶段的创作理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审美理论。     

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歌风格

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徐而庵诗话》精义发微

《徐而庵诗话》系清初徐增所撰。徐增字子能,号而庵,长洲(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据《四库全书总目》知“增与金人瑞游”,可断定徐增活动时期同于金圣叹(1608—1661),为顺治年间。徐增有《说唐诗》二十二卷,卷首为《与同学论诗之语》,后为张潮改名为《而庵诗话》收入《昭代丛书》,但有删除或遗漏;丁福保《清诗话》即收此书。日人近藤元粹编《萤雪轩丛书》却据《与同学论诗之语》原文收入,内容完璧无缺,并略作评点,改名为《徐而庵诗话》,此书较完整地反映了徐增诗歌理论,优于《而庵诗话》。对于徐增的《诗话》有心斋居士赞曰:“诗话所云,盖胸中确有所见,非徒为大言欺世者,读者当自得之也。”此并非溢美之词。《徐而庵诗话》篇幅不长,但围绕诗人的条件、创作构思的规律与诗歌内容的特点等方面进行阐发,颇有见识。徐氏诗论继承了前人诗论中某些可取的观点而有所发挥,这又启发了稍后的袁枚“性灵说”的一些美学思想;虽然亦有局限性,但不乏可资鉴借的价值。徐氏诗论尚未见人论及,故试作发微。     

论《随园诗话》中袁枚对唐宋诗的态度

传统诗学认为诗分唐、宋,针对这个问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反对诗分唐宋,他认为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妙＂即＂性灵＂。袁枚以＂性灵说＂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诗学观使诗人创作道路得以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黄仲则诗歌意象探析

黄仲则是清代最具诗人气质的诗人,一位＂真正的悲剧诗人＂。他的诗歌中常常会出现各种独特鲜明,充满悲剧色彩的自然意象、动植物意象和人生意象,并将这些意象贯穿到一起凸显出＂悲秋＂主题。这里选择有代表性的几组诗歌意象,同时结合黄仲则生活经历进行阐释,解读其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分析发现,黄仲则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时代的悲剧。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论江西诗派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接受

韩愈学杜变杜,通过＂以文为诗＂使诗呈现出新的面貌。江西诗派学杜学韩中,＂以文为诗＂乃是其学习的主线。在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倡导下,对韩愈＂以文为诗＂不断扬弃,通过艺术创新,从而形成自己的＂法度＂。     

黄仁字的中国“长期革命”论述略

黄仁宇在其众多著述的一些篇目中对中国长期革命进行了阐述,他所倡言竹中国长期革命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造。长期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过程复杂曲折。在20世纪长期革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表现为国民党重建了高层机构,共产党改造了低层组织,邓小平及其后继承者重订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黄仁宇以长期革命论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做了重新审视,颇有新见。长期革命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期革命论也有相当的价值。     

晚清诗坛双子星:黄遵宪与丘逢甲

黄遵宪、丘逢甲都是晚清时期著名诗人,其创作风格相近而又各具风采。黄遵宪诗歌以其世界视野之大气,熔铸史实的诗史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丘逢甲诗歌以民族意志之强烈和诗情的浓郁,成就一代诗名。他们别创诗界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向现代诗的过渡,成为诗坛统领级人物。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自然与哲思的融合——论宗白华的小诗

宗白华的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表现了诗人对生命意义、世界本质的追问和思考。在宗白华的诗中,大自然蕴含着神秘的"大优美精神",诗人沉入自然,并从中获得"大优美精神",实现了终极性价值建构。另外,宗白华诗中的自然与道家哲学中的自然有本质区别。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