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

“阶层固化”作为中国转型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明显。“子承父业”观念、家庭社会资本的不均等、现行制度的漏洞等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要逐步打破“阶层固化”,建立起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促进社会稳定必须进行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

阶层结构变迁是当代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速变迁,社会学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从地位一致性和阶层结构化的关系出发,依据东北地区调查资料可以获得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凝固化的理论观点,地位维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结构变迁的深层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的非均衡性和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因此,应当从不同阶层成员的具体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建构,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     

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

教育在我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中起着十分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如何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向上的良性流动 ,扩大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 ,是现阶段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改善教育这一途径 ,可以切实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的向上流动 ,并能具备一定的规模性。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阶层是动态的,明清时期澳门的平民阶层也是如此。首先是平民阶层的成员来源是动态的,澳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使其中的平民阶层更具有这一特点。其次是平民阶层内部呈现向上流动与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势:科举制度与捐纳制度的盛行,使得平民有机会上升到官绅阶层;而平民一旦生活陷于困顿,则有可能向下流动,即沦为奴仆、差役之类的“低贱”阶层。一个流动性强、商业繁荣的城市,往往为社会成员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反过来①促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活力①。     

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

儒商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儒商在当代的缺失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儒商的呼唤归根到底是对商业道德或良知的呼唤。本文分析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儒商的概念 ,认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儒商人格的核心要素 ,这种健康人格的大量涌现 ,既有赖于个人选择 ,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商人阶层获致地位平衡的努力过程和结果都将促成儒商精英群体的出现 ,另一方面 ,儒商群体的存在将推动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 ,使之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

本文首先使用“地位落差”和“地位差距”概念阐述了转型期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状况,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分析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的原因时,本文认为,重塑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

社会流动渠道,或说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它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本文将“社会不流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从种族清洗到性别和年龄歧视在内的所有歧视现象,并且阐释了它是怎样阻碍经济增长的。文章还认为,理解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两种激励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流动意味着社会系统处于吐故纳新的循环状态,表明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动态配置。阶层分化总是和人们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其中可见人口流动的状况。阶层分化的静态状况与人口流动叠加,共同作用形塑了社会结构。改革以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先赋角色和后致角色同时决定的阶层分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     

社会结构中流动人口的阶层地位分析

以往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分析模式:一是将流动人口整体作为分析单位,二是在农民工群体内再分层.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普通的就业人员,用共同的分层标准来观察其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地位,是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用职业分层指数来考察和比较流动人口的分化程度和垂直流动的趋势,结果发现:在整个城市社会结构中,不论是非农业流动人口还是农业流动人口,他们与流入地城市的融合只是功能需求的融合,而不是同质性的融合.因此,对流动人口中不同的阶层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只有从职业类别和职业结构上都达到合理,才能真正保证流动顺畅.     

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长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近年来,这两种观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认为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文章分析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其实质是社会停滞不前,而农民战争起着扫除历史发展障碍的作用;指出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来自于战争的双方,认为农民战争对战后新(旧)王朝起着较大的影响,促使统治者有所革新,从而推动社会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文章着重分析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战后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     

社会文化视野中的诚信危机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 ,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但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 ,诚信危机却被视为困扰着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的认同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诚信的建立 ,需要的是深厚和优良的思想观念文化的创新、社会文化条件和人的条件的创新。因此 ,从社会文化的视野对诚信危机进行审视 ,分析诚信危机的原因 ,探索解决的办法 ,对于社会诚信的建立 ,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应当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人的全面发展与劳动分工有着密切的联系。旧式分工将劳动主体划分到一定的活动范围,固定于某种劳动形态,从而使人的劳动产生片面性,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式分工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消除劳动的强制性,增强职业的流动性,促进人类劳动解放的实现。     

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探索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历经十几年的努力,目前仍然处在相对混乱的多种制度模式并存、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明显受损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缺陷,其中包括政策缺位、政策冲突以及政策取向偏离政策目标等;其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这是导致该制度建设陷入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

农民工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只是水平流动,缺乏跨越阶层边界的向上流动。因此可以说,当前的农民工社会流动已陷入困境。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二元化制度及其惯性、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弱势以及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流动困境的主要原因。欲突破农民工社会流动困境,必须改革与创新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推动农民工组织化建设、规范政府职能,同时还应加强执行能力的建设、转变观念。     

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政策的缺位,但通过回顾,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前进脚步从未停止。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从被动服从政策安排转向积极寻求政策需要,政策制订必须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让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初衷与预期结果完美契合。     

和谐社会目标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要务,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严重缺失。因此,必须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本文从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出发,初步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具体对策。     

论作为社会资本的诚信与企业诚信治理

在当代社会,诚信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诚信既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不可让与性、累积性与易碎性、无形性和寄生性以及相对独立性等个性特征.诚信作为社会资本,对市场参与者、政府和执政党以及社会个体都具有重大作用.诚信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企业的发展生死攸关.企业进行有效的诚信治理以增加和积累诚信资本,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砝码.企业的诚信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为企业的诚信治理创造坚实基础;建立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为企业的诚信治理提供正确的利益导向;建设完善的信用规则和信用制度,为企业的诚信治理建立强有力的外部机制;将诚信内化为企业的精神和理念,为企业的诚信治理创设内在动力;在全社会营造诚信文化氛围,为企业的诚信治理提供心理基础.     

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北伐战争中,农民武装通过参加平定商团叛乱、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协助国民革命政府平息杨刘叛乱、援助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以及南伐邓本殷等,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侦察敌情和为国民革命军带路、救护伤病员以及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等,为保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