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与晋末玄、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4世纪后半叶，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东晋的玄学新义及其对玄言诗的影响

永嘉南渡之后,玄学在东晋时期产生了新的变化。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玄释合流带给玄学原有概念的变化,以及对逍遥论的新解等方面,由此也揭示了东晋时期,玄学开始让位于佛学的趋势;反映在文学发展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所谓的佛理玄言诗。士人通过玄言诗这种形式,阐述佛理,其中僧人支遁是杰出的一位。他的佛理玄言诗,不仅宣扬佛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诸如山水诗的一些描写特征,对后来谢灵运山水诗革新诗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以颜延之为例看晋宋之际三教合流对士风、文风之影响

晋宋之际,儒学振兴、玄学式微,佛学兴盛,三教之间的互动共融,为士人提供多向选择,形成了此一时期的特殊面貌。受其家世影响,在颜延之的思想中儒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佛、玄盛行的南北朝时期,颜延之身上也沾染了佛玄的习气。三种思想同时并存,交互影响。一方面,玄、儒合流,借佯狂而斥权贵,以名士之风实现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士自觉感。另一方面,玄、佛双修,在对社会的失望中采取一种出世的超脱之感。     

论王维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及与艺术的关系

王维具有多种身份角色和多个思想及艺术的层面,对此进行调谐与整合的主要是一种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这也是他所说的"道"的主要内容。从渊源来讲,这种人生哲学来自于东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传统,但在盛唐时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寒素士人群体成为它的主要继承者。王维诗歌中表达了丰富的自然及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玄学主题,并且常常与佛禅哲学结合。崇尚自然与证悟无生,是其在玄学与佛学方面的主要追求。王维对于世俗与现实,从早年的有所对抗到晚年的完全调和,正是其上述人生哲学调谐的结果。其思想特点更接近于谢灵运,而与陶渊明存在一些质的不同。王维的出处同归、色空无碍、名教即自然等思想,具有一种虚假性。王维的艺术境界也体现了与上述思想对应的多种层次。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东晋时代生成的玄言诗，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并风靡笼罩诗坛数十年之久。厥类诗作之所以在此际大量出现，除了受曹魏、西晋以来士人清谈习尚之直接影响外，还同佛法自东晋开始深入本土文化结构这个大背景有关。当时翻译过来的众多天竺说理佛渴，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创撰“理过其辞”篇章的兰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     

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竟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分析,并辅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但影响<文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欧阳竟无研究

这四篇文章分别从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复兴儒学思想、佛儒融通归一思想和生平活动方面，对欧阳竟无的生平活动和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了论述，这对于促进欧阳竟无及近现代中国佛学史、思想史研究，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从哲学的层面看玄言诗

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基本同步关系。玄言诗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玄言诗以东晋孙、许、谢(安)、王(胡之)等人的诗作为代表,与向、郭玄学的理趣相为表里;广义玄言诗分别指东晋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趣相一致的嵇、阮的诗作和义熙后超越向、郭玄学并渗入佛学思辨理趣的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作。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