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双重价值——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和宁《西藏赋》、英和《卜魁城赋》及徐松《新疆赋》,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不但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有重要价值的史地著作。但清代边疆舆地赋并不能与地方史志等量齐观,对其学术价值也不宜过分高估和评价。以赋记史,抒发的是一种溥天王土的自豪感。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荀、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朱光潜赋论简议

现代赋学史上,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不专治赋学而对赋有独到认识的批评家。他在所著《诗论》中就赋的起源、赋体的特点、赋的发展演变及赋对诗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对现代学者如何正确认识赋和评价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刘子》作者新证

《刘子》作者究竟为谁，自唐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涉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故弄清事实真相不仅对《刘子》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龙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爬梳史料，原始以要终，辨析考证，认为《刘子》作者乃梁朝之刘遵。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

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评述 ,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北宋诗文革新作家欧阳修、梅尧臣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摅写忧愤的特点 ,苏轼则对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 ,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论述。北宋后期以后的诗坛上 ,“江西诗派”盛行 ,他们一方面坚持柳诗学陶、质朴简至的看法 ,另一方面则从字法、句法、章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柳诗。南宋后期 ,严羽、刘克庄也对柳诗发表了许多见解 ,其要旨是从艺术特征以及柳宗元其人其诗的关系上进行论述。总之 ,宋人对柳诗的评述大体上揭示了柳宗元诗歌的基本特征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

赵文、刘辰翁和刘将孙都是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和刘辰翁是＂同党＂,同为白鹭洲书院的弟子,有共同的亡国之痛,他们的交往、唱和是＂同党＂的相慰。赵文和刘将孙是＂忘年之交＂,他们极论一世人物,唱和的诗词甚多,赵文肯定刘将孙任教于元王朝是为儒家礼乐制度争一脉,他们是＂忘年之交＂相勉。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等的文章学问有承继也有创新。     

柳永生平订正

柳永的生年、及第时间、宦历与卒葬地等问题,有必要进行重新考察与辨证。柳永生于公元987年,于公元1031年登进士第,其卒后由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与陈朝请共同营葬。《镇江府志》所载泗州判官、著作郎、太常博士诸职,均非柳永生前所任,所谓的《宋故郎中柳公墓志》,乃系一篇伪作。     

《增订刘子校注》前言

<刘子>是北朝子书之最优秀者,书中引用成文和征事数典之处,比比皆是.所以对其进行校勘和注释大有必要.刘子的作者是北齐的刘昼,而非刘勰.刘子与文心雕龙,在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语言结构、习用字句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