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山西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中国一般民众对于宗教的兴趣和宗教皈依现象逐年增加,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基督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发展及基督教信徒的增长。以山西省为例,据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山西省基督教信众约26万人,到2002年,基督教徒增加到41万多人。山西省吕梁市1978年有基督教徒500人,1998年增加到3万人,20年间增长了60倍;而临汾地区100多个村,几乎全民信基督教。     

第三罗马与天朝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宗教与哲学传统

自景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宗教的接触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在17世纪，耶稣会会士把他们对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阐释带回欧洲，对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天主教教会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人的限度的讨论（著名的“礼仪”与“术语”之争）中，     

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思考

宗教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又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姑且不论实际存在的种种宗教作为人间的体系,有以次终极为终极而沦为准宗教或伪宗教的可能,有背离自身的信仰核心或与之不相适应而“世俗化”甚至“伪滥”腐化的可能。仅就其符合上述宗教定义的情况而言,任何宗教顶多也就是带有人的种种局限性的象征体系,它可以部分地表达,但不能完全地表达信仰对象,它与信仰核心的适应只是相对的,它是不能也不应该与它所象征的对象或其信仰对象相等同的。任何宗教总要以其信仰对象为绝对,但它绝不应该以自身为绝对,因为象征体系并不是被象征者。如果说被象征者或绝对者是唯一的,那么象征者或相对者就一定是多样的,因为内在无限丰富的绝对者需要外在无限丰富的相对者来表现。所以结论只能是:第一,实际存在着的各宗教都不能自视为绝对;第二,宗教的多元状态是正常的;第三,非绝对的各宗教当然就是可以相互比较、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是应该彼此开放并对其他思想开放的。而所有这些的前提,就是认识到宗教的象征性和与之相连的相对性。由于宗教在文化中所处的根本地位,在文化对话中,宗教对话显然带有根本的性质;由于宗教冲突与族际国际冲突的关联,在今日世界上,宗教对话已日益具有紧迫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普通信众对自己的宗教信条的象征性质的忽略而造成的执着或狂热,会形成妨碍宗教对话的基础深厚的重大障碍,这就对理论思考,不论是宗教界还是学术界的理论思考,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基督教徒的社会表现与其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近年来的社会调查表明,基督教徒在社会上总的表现较好,有的还获得先进称号,说明宗教徒完全可以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教徒的积极表现,除受爱国思想等社会意识支配外,亦受宗教意识指导,与宗教信仰有内在联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不变,但它所宣扬的指导教徒现世生活的宗教意识内容不断变化,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当今我国基督教爱国组织号召教徒“爱国爱教”,注重道德生活,宗教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支持教徒爱国的作用。本文同时指出,基督教内仍有人宣传消极厌世与带迷信色彩的宗教观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抵销爱国意识的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宗教界爱国人士发扬教义中能起积极作用的部份,引导教徒与建设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协调。     

共产党员“顶礼膜拜”岂可

最近几年,非全民信教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党员信仰宗教了,这对我们党的建设危害极大。我们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是“善男信女”;教堂哪是党员所能去的地方? 宪法第46条不是党员信教的理由 宪法第4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自由”。某些信教的党员据此振振有词,认为去寺庙、教堂顶礼膜拜有理;其他一些同志也就听之任之。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 ,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 ,没有分清基督宗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基督教哲学思维方式探析

文章认为,基督教哲学由于采用了世俗化抽象思辨的思维方法。“信仰为了理解”的思维趋向以及从道德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使基督教理论在思维运作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再加上其他的社会历史原因,就使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得以存在和流行。因此,我们在批判基督教关于上帝、天堂、原罪、赎罪等宗教理论时,不应忽视对其思维方式的枇判。     

“悬置”的基督教：关于基督教在当代社会结构中位置问题的探讨——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为个案

近些年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如果说此前所谓的“宗教热”这一描述性术语还值得商榷的话，那么，视中国当前宗教为一股社会“潜流”应不为过。其中，基督教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信徒人数的快速增长上，而且还表现在基督教作为一个社群团体自身组织性格的呈现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或基督教已经“不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     

元代浙江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初传入中国后,至元代复盛一时。十三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向外扩张,西征欧洲,把掳来的平民和战俘充作奴隶。因此,基督教徒从西方被掳至蒙都和林者亦为数不少。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元至元十八年(1276年),元军南下攻陷临安,客观上起了在浙江传播基督教的作用。当时,杭州已出现基督教教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孛罗在游记中述及杭州“有景教礼拜寺一所”(魏易译《元代客卿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六十八章)。因基督教供奉十字架,故在元朝称基督教为“十字教”,称教堂为“十字寺”,称信徒为“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信奉福音的人”)。杭州的基督教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与宗教的思想互动

五四期间,中国对科学可以说达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而在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科学主义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其两大先锋就是进化论与实证主义。进化论认为宗教只是人类理智不够发达之时主观情感的投射与幻想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化,终究会被科学所取代;而实证主义则强调宗教的一切从理性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都经不起检验。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同样遭到了质疑,尤其是"科学万能说"被批判为同样具有宗教式的盲目崇拜。而关于科学是否能够完全替代宗教解决人生观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问题,在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     

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

基督教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将促使理性自觉到哪些原则?或者说,在历史上,哲学从基督教信仰中化解出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一设问所要追寻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亦即,那些借助于哲学的反思而可被理性所理解、因而内在于理性而可以从理性自身开显出来的原则。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的分析表明,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深刻的反思表明,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永远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理解的信仰系统,就如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体系一样。     

康德反对基督教吗?

长期以来,人们对康德的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坚持"传统性诠释"的一方认为,康德的道德宗教是反基督教的,理由是其思想中理性的、普遍的以及纯粹道德的信仰与基督教中启示的、特殊的以及历史性的信仰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与此相对,主张"肯定性诠释"的一方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断言,基督教中的教会信仰对道德宗教中理性信仰的确立具有导引作用,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由康德对基督教典籍《圣经》的诠释来看,人们将会发现前面两种解读各有不足,道德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彼此冲突的,也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即尝试在以理性方式解读基督教的过程中,查勘理性神学与圣经神学、纯粹道德与历史信仰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进而为构建道德宗教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路径。     

新教徒民间生活一瞥

当今世界,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千多个民族,约30亿人信仰宗教。在我国,宗教文化将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其中新教(在我国亦称基督教)近年来发展尤快。据统计,我国新教徒1982年为3百多万,1988年已超过5百万。世人对新教徒的了解,通常是看到他们在教堂做礼拜,或偶有公开集会。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的新教徒过着“隐迹藏行”的宗教生活,他们一般不到“官办”教堂做礼拜,也不参加公开的宗教活动,更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们自有“民办”的     

从排他范式到后现代范式: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为例

如何处理基督教和世界其他宗教的关系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异常重要。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基督教思想本身就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多次范式的转化。从传统的排他范式转向兼容范式,又从兼容范式转向多元范式和后现代范式。这种转变表明了基督教对自我认识的深化,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之未来不是彼此排斥或兼容,而是互益和尊重。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关系的处理,对于中国宗教和平也具有借鉴作用。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eyond exclusive religions： challenges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及相关研究将有可能重塑宗教社会学的边界。由于过分强调对排他性宗教的研究,宗教社会学一度被称为“基督宗教社会学”。然而,非排他性宗教主导的中国社会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在微观层面上,非排他性宗教的普遍存在对植根于西方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改宗”和“委身”——构成了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它挑战着“教派-教会”理论,提醒我们要对非科层化的宗教组织给予关注。在市场层面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非排他性宗教何以在中国宗教兴盛的原因。     

美国的公民宗教

尽管一些人主张基督教是民族的信仰，而另一些人主张教会和犹太人会堂庆祝的只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般宗教，但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实际上，在美国与这些教会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与其有着显著不同的完备的和非常制度化的公民宗教。本文认为不仅存在着这样一种宗教，而且这种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宗教维度——有它自己的严肃性和完整性，它要求在理解中给予任何其他宗教所要求的同样的关注。     

马克思思想宗教化的"趋势"及其批判

将马克思思想与宗教等同起来,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著名思想家,如B.罗素、卡尔.洛维特、保罗.蒂利希等解读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相当影响。其主要内容是夸大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以及对人的理解与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的相似之处,以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或准宗教的结论,否认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意义。可是,认为以理性为特征的哲学与以信仰为根基的宗教本质有着明显不同;预言并非宗教专利,许多非宗教的思想家也会以预言和信仰的形式谋划未来、给人希望;马克思思想是与现实被压迫人民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一方面包含世俗性、现实性的无神论色彩;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现实的形上性、理想性,这两种维度的同时存在是马克思思想与宗教区别的最重要标志。     

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

世界大多数宗教都是伦理型的宗教,坚信如果没有伦理因素,不仅宗教生活将会失去精神支持,而且整个宗教信仰乃至人类社会文化(尤指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佛教及某些传统民族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也将失去道德基础.但这一信念在当代和平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境遇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区域战争的新高潮中,面临着艰难而复杂的处境.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主调是和谐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没有强调这个主调,而是在跨国公司意欲控制全球资源的大背景下,对落后国家采取了对立态度,美国理论界抛出"文明冲突"论,对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文化采取了对立态度.如何看待宗教的价值趋向?宗教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这类问题自然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关于古罗马异教的辩驳——奥古斯丁与孟德斯鸠之争

思想史上的大问题总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思想者的探究.生活年代相距甚远的奥古斯丁和孟德斯鸠关于罗马异教就有一场辩驳.问题的焦点表面上是异教与基督教谁应对古罗马的衰败负责,实则是宗教与城邦的关系.奥古斯丁主张借用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因素把罗马与其本土宗教分离开来.沿此思路发展的基督教在后世造成神权对人的压抑、信仰与城邦的冲突.孟德斯鸠一方面接续理性传统,另一方面借罗马异教猛烈地抨击基督教.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埋下了城邦去除宗教、信仰缺失的隐患.这场关于罗马异教的争论实际上有三方,古典宗教学者瓦罗隐在背后,其观点与奥古斯丁、孟德斯鸠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