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朝缓解财政危机的失败

北宋中期以后,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宋仁宗统治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节省开支为目的的裁减冗官冗兵的措施:为增加财政收入,封建国家与大地主间也展开了争夺田税的斗争。但从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看,均以失败而告终。封建国家为缓解危机,不得不转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

<正> 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造成极其贫弱的原因主要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其中“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冗官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北宋时期尤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一)北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阴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不可纪极。”譬如三班倒员,最初不足三百人,可到了天熹年间,竟达四千二百人之多,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以后则剧增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合宗室八     

北宋晚期政局与讲议司置废

讲议司是北宋徽宗时期以讲议财赋为目的的临时机构,是三省、枢密院的附属官司。该机构以恢复神宗熙丰法为名,以聚敛财赋为目的,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讲议的对象包括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诸事。讲议司的两次设置,体现了徽宗的理想和蔡京的施政抱负,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之形成的大批财务官僚,对南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浅析北宋冗官局面的成因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吏冗滥在每个封建王朝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尤以北宋最为严重,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赵宋王朝自它建立那天开始,就着手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赵宋王朝所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又多是靠分散、削弱和相互牵制官员的职权来实现的,由此便直接造成了官吏的冗滥繁杂。     

宋金时代官吏人数的最高纪录

宋、金两朝官吏人数繁多,常被各种论著所举列,用以说明整个封建时代官僚的冗滥。但是,宋、金官吏的最高统计数字,总被人误会或疏忽。 本世纪初,翦伯赞先生认为:宋代冗官多达24000人(《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60页)。七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及此事,举出北宋皇祐中官数达2万余;南宋宝佑中官数,达二万四千余     

轻重学说在宋代的接受与实践

轻重学说是封建政府加强财政收入的理财理论。面对冗官冗兵、对外纳贡使北宋财政几于耗尽的财政状况,有识之士自觉地接受了轻重理论。他们对轻重学说中的"利出一孔"论重新作出阐释,对其垄断、抑商等特性结合北宋现实作出完善与修正,且提出了更合理的"权商贾"理论。继之,他们将这种理财理论付诸国家的财政实践,直接挽救了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轻重学说没有受到南宋士人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会子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为政府理财的轻重敛散之术。     

熙丰变法时期的利益集团与中央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置废为例

与前代不同,宋初宰相不理财,但在王安石创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领导变法之后,宰相理财制有所恢复,并使宋朝财政制度由三司一元理财体制,转变为宰相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或司农寺)—提举常平司理财和户部尚书所领的户部—转运司理财的二元理财体制.在宋代中央财政制度变迁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置和罢废是关键,而制置三司务例司置废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更是推动北宋中央财政制度变迁的动力.     

宋代闲官制度述略

宋代的“冗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著文论述。但是,很多学者把冗官与闲官等同看待,对闲官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闲官在宋初就产生了,而冗官在北宋中期才形成;闲官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冗官则是官僚体制恶性发展的赘瘤。北宋中期以后,闲官既是冗官的组成部分,又是缓解冗官矛盾的重要措施,二者是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闲官与两宋存亡相始终,历三百年之久,并非偶然,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

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着手统一东北地区。不久,在辽阳设置了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这是明代在东北建立行政机构,取代元朝统治的开始。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     

论清代云南屯田

以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寻甸、武定二府土司叛乱为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连年战乱,云南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屯田这一容易实现并行之有效的方式遂成为清朝统治势力深入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历史选择。本文通过考察清朝在滇西、滇东北等地屯田的情况,全面论述了屯田在发展云南社会经济、巩固西南边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屯田与移民之间的相互影响。     

论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这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政坛上保守派的代表。有人以朱熹“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是保守派的重要根据之一。事实上,从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来看,朱熹却是一位关心现实、有志治国、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北宋中期,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想改变宋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贫弱状况。生长在南宋的朱熹,与王安石一样,同样深刻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腐朽状况,认为“今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

北宋前期,三省吏制混乱,有吏额配置;中书门下吏人编制齐整,职级渐增并固定化,吏额略增;出现了“守阙”雏形和“私名”.元丰改制后,三省正额吏人数膨胀,机构增多,额外吏职“守阙守当官”出现.南宋时期吏员裁减是主流,正额吏员数额变化不大,鉴于南宋的具体情况,实际是造成了冗吏.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使守阙守当官最终完成正额化,加剧了吏员冗滥.从中书、门下后省吏员演化背后,也能窥得吏员膨胀的苗头.     

宋代赋税征收弊端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时期.其财政发达虽十分显著,但"钱荒"、"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却贯穿宋代始终,从而形成巨大反差.这是与其赋税征收之弊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就造成此项弊端的成因、弊类等方面作一探索,从治国的大略、官员的腐败、征收制度的管制不严等方面作一分析,以探究其深层次内涵,并时当世有所借鉴.     

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

市易务(亦称市易司)是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时特设的官商机构,该机构从熙宁五年(1072)三月建立,到元祐初罢去,大约经历了十四个春秋。其间,北宋官营商业发展到了令人惊咤的程度,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市场秩序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对市易务的官商业务活动作一详细的考察,我们不但能看到王安石变法失败某一侧面的具体过程,而且从北宋官营商业的畸形发展,及其兴衰利弊中,得到一些启示。     

北宋财政的管理体制

北宋财政的管理体制□陈志强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即位为宋太祖。他总结唐中叶以来的统治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反映在财政方面，主是统一库藏，把财政权从地方长官手中收回中央，使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设立三司使。“四方贡...     

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勤廉爱民 ,不论为官何处 ,都能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 ,体察民情 ,为民排忧。晚年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俸禄在家乡创办义庄 ,接济族人 ,历史上影响巨大。范仲淹的这些行为与他的家庭环境和北宋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宋元时期的兰州(一)

北宋与西夏 自从八世纪六十年代唐代宗广德年间兰州没入吐蕃,经历了唐末、五代、到北宋建立。当时和北宋并峙的,除北方的辽,西方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兰州归附西夏。八十年代,又为北宋所收复。前后达三百二十年之久。在吐蕃、党项等少数族的统治下,在各族统治者的争夺中,兰州的蕃汉各族饱受了战争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