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祠不断故乡火——游古代军事家韩信的故乡

在中国汉语大词典中,可以查到“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背水一战”、“兔死狗烹”等生动形象的成语。细看这些成语出处,其典故都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韩信的杰作或与之相关。     

《周易》中的“一”、“二”和“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的“大化流行”之“道”的总纲。但是为什么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又会半途杀出一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三五错综”又是从何而来？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二”与《易》的文本中其他各数的关教本文透过对“一”、“二”、“神”、“几”乃至“三”“五”“六”“七”“九”“十”和“四”、“八”等概念与数的分析,提出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条通天大“道”的另一面,还应有一个“一化为几”,或谓之“三五错综之谓道”。     

聚焦我国大科学工程发展问题的管理建议

大科学工程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十一五”以来国家已将大科学工程的建设纳入国家的5年规划中,且投入力度逐渐加大.我国目前大科学工程的发展已由“跟跑”逐渐转变为“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领跑”.鉴于我国大科学工程发展之迅猛,其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也逐渐凸显,直接导致大科学工程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本文将梳理现阶段大科学工程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并瞄准大科学工程的科学、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出相应的管理举措.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的本质内涵、教学逻辑与实践路径

【目的/意义】针对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之间的融合性问题，厘清“大思政课”的本质内涵与教学逻辑，提出“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设计/方法】立足理论大格局、历史大视野、时代大舞台、人生大智慧，阐明“大思政课”是思政课教学与社会生活有效对接、互动、融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立足主题逻辑、关系逻辑、供需逻辑和机制创新，阐明“大思政课”坚持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统一、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协调、知识供给侧与学习需求侧相对接、课程新内容与教学新方法相结合。【结论/发现】“大思政课”之“大”在于教育教学阵地之辽阔、视野之广博、格局之宏大、方法之前沿，要构建“三全育人”的育人格局、建立“多位一体”的教学体系、优化“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创新“协同高效”的育人方式、营造“和谐良好”的育人氛围。     

试论中国古代诗话的承传

我国古代诗话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系统中:一是“论诗及事”诗话之体的承传;二是“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诗话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我国古代诗话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古代诗话多方面价值的展开。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运用"项群归类法"提高学生田径综合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院校田径术科教学始终未能改变竞技化模式.教学内容以竞技运动为主,手段大同小异,缺乏年龄、性别、专业特点,严重影响大、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实施.在田径术科教学时数递减和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采用“项群归类”的方法拓宽田径健身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田径综合知识及教学能力,不失为培养“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所需人才的可行之径.     

论新时期散文的三次论争

新时期散文的新辉煌 ,应归功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散文创作座谈会”和“我与散文”大讨论唤起的散文创作思想解放意识的觉醒 ,更应归功于散文界敢于突破“形散神不散”的束缚、勇于在散文“消亡”声中亮出“崛起”论的主张、勇于参加“大散文”与“艺术散文”之辩     

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论析

[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相应地对两大社会制度及其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从“一边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换。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的演进逻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及实践,形成新时代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的中国智慧,以深刻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两大社会制度间相处之道之现实启示与未来走向,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台湾《文学杂志》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倾向

半个世纪前的《文学杂志》如今仍旧是两岸学者最关注的台湾文艺期刊之一。它重视文学评论,所发表的大量中外文学评论引导了时代的批评、创作和欣赏潮流。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具有＂当下性＂、＂艺术性＂和＂反共＂倾向性。论文对其＂反共＂倾向性的认定,颠覆了人们对其＂综合性纯文学刊物＂的印象;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的＂艺术性＂标准,给了台湾的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和读者以莫大的启示。     

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伴随中国新文学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并成为其中重要而特殊的内容。从价值体系重建的角度思考"中国化"的意义和面对的新问题,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对此从不同的方面做了反思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续进行当代阐释,吸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经过实践检验的有益理论成果和新的艺术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具备新的理论内涵和功能。同时,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新结合点,与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新契合点,使一般的理论提倡和意识形态信念真正转变成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必需"和自觉追求。     

审美暗示:中国古代的开放性文论

审美暗示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的命题,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思想家就已经开始着手探讨审美暗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并留下了许多时至今日仍然广为传诵的艺术思想,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和"不尽之意"等。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关心的其实是一种"开放式创作",虽然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深深烙下了中国美学思想直观和印象式的鲜明特征,但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开放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并不企图系统研究中国传统的审美暗示在古代文艺领域的表现,而是要在后现代开放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审美暗示的一些重要观点及其现代意义,并对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观念进行现代转化,为建立中国的开放文论做一次尝试。     

论21世纪视野中的谢晋电影——以《芙蓉镇》为例

谢晋电影作为80年代电影艺术的里程碑,在21世纪视野中已成共识,它的艺术思维始终与时代主流同步,在坚持宏大叙事的文学原则的同时,又渗透着对人与生命状况的关怀,彰显人道主义以及在适切时机,伸张人性宽度并对现实持质疑与批判态度。《芙蓉镇》非常机智且深刻地表达了谢晋这一艺术的主题诉求。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重读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介与诠释

1931年瞿秋白受到无情打击并被拉下重要领导岗位后,乃全神贯注地留意文艺,即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经典文本的研究。瞿秋白在上海系统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主要线索与经典文本,认真翻译并作了尽可能正确而清晰的阐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而正确的阐释。瞿秋白理解与阐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以及结合中国文坛实际即"中国化推行"的一批文艺批评著述,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波左翼文艺批评高潮,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内核结合后的中国化体系,其革命性与战斗力至少一直延伸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在文革中瞿秋白被批判,但他创立的这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国版的思想内核却影响深远,与社会转型期沉重的历史意识形态思考一并撞击着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     

浅谈对费尔巴哈伦理学的认识

费尔巴哈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生命本身就是幸福” ,“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和“道德的原则是幸福”。关于费尔巴哈伦理学观点以及伦理学的性质 ,恩格斯进行了评价和批判 ,指出他的伦理观是唯心主义的。     

论中国电影在尝试期与文学的交融与间离

中国电影在尝试阶段从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电影指称的形成和确立、电影的摄制等方面可见明显的文学元素。中国电影是在对文学作品的转录和改编中起步和发展的。中国电影的尝试期与文学的变革期恰好发生契合,这种契合给二者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提供了语境。此际,中国新文学力主破旧立新,而中国电影一方面极力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独立诉求,使得二者在深度交融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间离。这种交融与间离既推动了二者的发展和成熟,也给中国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发展动力。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迷失与偏离--对中国当下文化批评的理性思考

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而非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由于缺乏现实的生存土壤和学理的合法性 ,它正呈现出一种迷失发展方向、偏离文学理论轨道的征候 ,陷于逐渐自我消解的困境。其主要表征是批评的泛化和浮躁、文学经典的边缘化以及批评规则的丧失。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对文学艺术所作的一种非文学形态的研究和评论 ,是社会历史批评的翻版。若不及时调整当下文化批评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道 ,中国文学批评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