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表现手法溯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表现手法的追根溯源,将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这四个文明古国的宗教艺术传统,以及相互之间的师承关系作了简要的分析;进而说明,我国古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古代东西方艺术交流的成果。     

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佛教影响

随着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方式、文化生活乃至法律意识均深受佛教的广泛影响。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佛教影响及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佛教对传统法律渗透的多元性、佛教影响传统法律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影响传统法律进程的曲折性等方面。中国传统法律对佛教亦存在一定的制约。由于统治者控制佛教的企图与努力不断增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及其特征只能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中国文化传统弱点散论

目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形势的发展,与新旧体制变革密切相联的一场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评价,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已经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弱点问题,发表一点肤浅意见,求教于读者。     

占卜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散论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一种,占卜术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之中。它是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诸种压力下,感到软弱无力,对自身的遭遇或某一行为的后果难以把握,心中迷惘不安,希冀求得某种启示,以达到决疑断惑,消灾趋福心理作用下的产物。就其性质而言,占卜术属于相对宗教说来要简单粗陋的迷信。占卜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谓源远流长,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消翻检一下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历代图书目录,我们即可看到占卜术在其中占有一个不小的比例。这些庞杂的占卜术,古人把它们统称为“术数”。术数并不     

中国传统佛教与日本“批判佛教”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有日本学者质疑中国传统佛教并非真佛教,最后酝酿出"批判佛教"的思潮。他们在误会《阿含经》缘起法的前提下,强力否定以如来藏之修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影响所及,台湾佛学研究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事实上,如来藏并不违背《阿含经》。《阿含经》的"我"和"识界"等名相,以及入胎识、持身识等观念,说的都是如来藏,也是实质上的大乘法。     

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顾俊杰$同济大学法律系!上海200092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当然也体现在与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本文从佛教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出发,论述了两者的冲突,特别是在有关“家”、“国”     

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结合

中国古代雕塑传统早在秦汉时代即已成熟,形成了本土的艺术审美和造型艺术特色,其内在审美和中国绘画相一致,特点为温柔敦厚、内在静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印度,在其传入初期具有明显印度风格,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与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和。云冈石窟造像多用平直刀法,造型雄武,多印度元素;龙门石窟改用圆刀刀法,造型祥和,一派汉风。中国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痕迹及其与民族造型艺术的结合可以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清楚看出。     

汉地佛教石窟造像研究

石窟随佛教产生而产生,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土,并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相溶合形成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考察现有石窟造像遗存,可以了解到: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造像的形象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及佛经典籍内容;佛教宗派在历史上的兴衰对石窟的主题内容有极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的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关。     

西南丝路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西南丝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通道,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古代文献也有很多重要记述。四川境内发现的一些早期佛教造像表明,印度佛教很可能是由西南丝路传入中国的。西南丝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论佛教与中国茶文化

文章通过对中国佛教茶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揭示佛教与中国茶及茶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佛教对中国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     

公与私--中国传统思维偏向散论

公与私乃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概念和范畴 ,中国思想家对公私问题的思考涉及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政治统治的合理与正当性以及伦理道德和利益调节等诸生活领域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思维偏向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予以反思或辨析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湖南佛教造像记十例

佛教造像记,就是为了造作佛像而表述这些功利目的和愿望诉求的文字,它们依附于造像而存在.不过,限于传统金石学厚古薄今的一贯态度,学者们更重视一些宋以前的造像记,却忽视宋以后特别是清代的造像记.本文的所辑录的十例湖南地区的明清两代造像记,系作者数十年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对明清佛教造像记应当予以相应的重视,使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不至于出现“断层”和“死角”.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赵树理传统艺术观散论

赵树理的名字是同中国传统艺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身体力行,在创作中体现了最显著的传统色彩,还热情奔走呼号,宣传他的发展传统艺术的主张。综观赵树理有关继承、发展传统艺术的论述,我们认为,虽然某些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但其主导思想是积极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对指导新文学如何继承传统是有益的。但不幸的是,赵树理提出的那些颇有见地的主张,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时带来某些责难。正如赵树理在“文革”初期,灾难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所痛心疾首指出的:“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今天,在我们的文学走了一条曲折顿挫的道路,对于如何借鉴外来艺术同继承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变得较为突出的时候,回想一下赵树理当年提出的意见,是足以引人深思的。     

略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传统儒道文化的批判过程;但是,由于受到汉语语言及其传统文化体系的广泛影响,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也是受到了儒道文化在思维取向上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