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辩思潮是废除和维护臧获制的一场争论

一、臧获制是名家争论的核心 春秋初中叶,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奴隶制主导的剥削方式、“籍”的部落成员和外族奴隶制被废除,“庶民”即农业奴隶广泛向封建农奴转化,封建农奴阶级发展起来。但奴隶制在各方面仍然严重存在。不仅盛行家内奴婢,工商奴隶,甚至在农业上也仍然保存所谓“隶农”即典型的奴隶劳动剥削方式。这些奴隶主要是从战俘,也有一定数量是从买卖转化而来的;绝大多数是单身的奴隶。战国时期统称这些奴隶为“臣虏”或“臧获”。“僮”也是“臣”,但可能更多的是指工商和家内奴隶。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兼与林剑呜先生商榷

关于秦简中的“隶臣妾”,不少研究秦简的同志都认为它是奴隶,在本质上与“臣妾”没有区别。但是,林剑鸣先生在《“隶臣妾”辨》一文中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秦简中的“隶臣妾”不是“官奴婢”,也不相当于“奴婢”,只有“臣妾”才是奴婢;而且秦汉以后的“隶”字,已无奴隶的涵义了。由于对秦筒中“隶臣妾”身份的探讨,关系到对秦的阶级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故对林先生的见解有深八讨论的必要。为便于讨论,将按林先生提出问题的依据和论述的顺序,集中阐述如下三个方面。     

西周春秋军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西周时期，诸候不分内外和爵位高低，均有权建立军队，且卿大夫也有自己的世族武装，因之形成宗族等级制下王室、公室、家室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谓“诸侯有卿无军”之说，不过是《国语》作者理想的制度。西周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其攻车的实战编制为３０人；大约至战国初期，其实战编制扩展为７５人。     

晋作爰田探讨

作爰田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重大的社会改革。笔者从背景、内容、性质及影响等方面对此问题作了些初步探讨,兹陈述如下,请同志们指正。春秋时,王室衰微,土地王有,名存而实亡。就在诸侯国的土地转为公室所有的同时,采邑贵族也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扩大采地和采地的占有权。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公田的垂涎欲滴,蓄意侵夺。在土地王有的所谓“井田制”时代,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的收益权归王室,私田的收益     

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

春秋时期,是史家所盛称的世族的黄金时代,各世族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国际政坛上都竭力展示自家的风采。赵氏,是春秋时期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其发展历程正是春秋时期王纲解纽——霸权迭兴——政出家门——瓜分公室这一政治格局演变的典型代表。本文简要论述了赵氏的源流演变,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孔子是春秋时期杰出的音乐家

<正>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著名的哲学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是春秋时期杰出的音乐家。孔子生活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烈,形成了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局面。充满矛盾     

《诗经·硕鼠》是一首政治鼓动诗

《硕鼠》既不是怨刺诗,也不是表现奴隶逃亡的诗,而是一首政治鼓动诗。其作者是晋国私门(见拙文《〈诗经·硕鼠〉的作者是晋国私门》,载《江海学刊》2 0 0 2年第3期)。春秋末,腐败的公室嗜欲重而贪求多,施行苛法酷刑来维系旧的秩序。不堪贪残之政的奴隶、平民怠于公事或寻机逃走,作为他们的反抗手段。奴隶逃亡,风诗当然会有所反映。然而,问题在于:既能逃走,逃往何处?在哪里安身?《硕鼠》诗作了正面的、形象的回答:“适彼乐土!”很显然,正确训诂“乐土”是对《硕鼠》主题做出合理解说的关键。现代的评注家将“乐土”一致注释为“没有剥削的安…     

古文字考释方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年

本文认为,史学界有人将甲骨文“望”、“圉”等字解释为奴隶名称和身份。这不论在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是不科学的,应该用科学辩证的方法来考释古文字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隶臣妾”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

对于秦汉律中的“隶臣妾”,古代典籍中虽有解释,但很不详尽,难于弄清其性质。一九七五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提供了大量关于“隶臣妾”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卓有见地的论文,使人耳目一新。对“隶臣妾”的性质,当前主要有三种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是奴隶,有的同志认为是刑徒,还有的同志认为形式上是刑徒,实     

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自“云梦秦简”出土后,“隶臣妾”的身份、地位及阶级属性就成为历史学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笔者曾于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三年先后两次发表对“隶臣妾”身份的意见,认为“隶臣妾”不是奴隶,仅是刑徒。此后,不断读到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著,一些外国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拜读海内外学者诸大作后,笔者受益匪浅,并衷心感谢对拙作不妥之处的批评。然而,掩卷深思。感到在“隶臣妾”讨论中之最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在讨论中还涉及到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于是,不得不就此问题再次请教于海内外学者,因作《三辨“隶臣妾”》。     

析孔子的问人不问马

<正>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历史记载,也是孔子“仁”的基本含义的重要注脚。《家语·子贡篇》和《盐铁论·刑德篇》也都谈到此事,而且明确说是“国厩焚”、“鲁厩焚”。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末期,鲁国国君又是大奴隶主,那么,在“国厩”养马的贱役当然是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     

释“皂隶食职”并论奴隶制农奴制的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奴隶阶级中,奴隶的职务有大小不同,其职务不同,也就表示等级,亲疏(与主人的远近关系)的不同。西双版纳傣族的奴隶制,基本上是家长奴隶制性质,奴隶中名称不同,来源不同,职役也不同,因而有等级的差别,这恰好与商周“皂隶食职”相似或相同。本文还认为,徭役制度是农奴制度的根源。如果田间耕作釆取奴隶劳动的形式,那就是奴隶制;如果采取份地形式,而为主人提供徭役赋税,那就是农奴制度。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显然已非原始的井田制,而已是包含着封建性的井田制。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证明,商鞅最初并没有废除井田制。     

“釐(莱)仆”与“人鬲”

<正> 《叔夷钟》记叔夷伐釐(莱)有功,齐灵公明令予以赏赐,道:“锡女马车(铸作“车马”)戎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女以戒戎作”。郭沫若先生释曰:“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俨然存在也”,是郭老读“仆”为奴仆之“仆”。按《叔夷钟》以“莱仆”与“马车戎兵”并赐,下文又明言二者并赐的用途是供叔夷充实军备,“以戒戎作”,可知“莱仆”就是驾驭“马车”的甲士,“仆”当读为仆驭之“仆”。《静簋》:“王令静(?)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夷仆学射……”,“莱仆”即“夷仆”之属。“仆”既学射于王之学宫,又为贵族驾驭战车,则其职为车兵,其身分属贵族,并非服家内杂役的奴仆。郭老忽略了“仆”有臣仆与仆驭二义,指车兵为奴隶,显然是一个失误。古时奴隶本无充军资格,更不必说充当军队中的主力——车上甲士了,赐之与“以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从子产谈到孔子

在1961——1962年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子产和孔子的阶级立场问题。当时关锋认为子产是代表私家贵族(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孔子是代表公室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立场。①我曾根据《左传》和《论语》所见的事实,证明子产和孔子都是公室贵族的立场;子产以知礼、守礼著称,不是“以周礼为幌子而实际是破坏周礼”的。②但时正关锋炙手可热,我文只供覆瓿而已。如今关说的谬误尚须批判,春秋时期公、私贵族斗争的性质作为学术问题,还值得讨论,所以再次提出,希同志批评教正。     

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考略

春秋时期,楚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世族作家群体。其中,楚伍氏为熊氏分枝,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

<正> (一) 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校办在宫庭里,教育为奴隶主贵族独占,只准他们的子弟入学,奴隶一概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在宫廷中担任文化职务的官吏:殷商的卜、史、巫、祝,西周的司成、乐正、执礼者、典书者等,也就是教师,要学文化只有跟他们学。学校还没有从行政机构中明显分化出来。在秋时期,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制兴起,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变革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学在官府”局面的崩溃和各家“私学”的兴起。因为随着奴隶主阶级总头目周天子权力的旁落和公室的衰微,奴隶制的“官学”办不下去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有为本阶级服务的文化教育机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