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纲目续麟》对纲目史书的新阐释

明末张自勋的《纲目续麟》是第一部对《通鉴纲目》的全面订误之作,既承袭了《纲目》"以史明理"的著书主旨,又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纲目史书的特色。它冲破了对朱熹的迷信,表现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质疑的心学特征;同时,它又注重以考据求义理,体现出向实证性史学发展的趋向。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章学诚对《宋史》的批评与改撰

在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纪传体史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渐渐产生了弊端,至《宋》《元》二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学诚考察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流变与得失,选择《宋史》作为鹄的,对《宋史》诸表、诸志、列传等展开深入的史学批评,提出设置人表类例、明确修史义例、记事客观公允等编撰要旨,进而提出了改撰《宋史》的基本构想即传以纪事的新纪传体裁。他的史学批评具有极高的辩证性和公允性。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高岱《鸿猷录》考析

高岱的《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

范祖禹的《唐鉴》一书,是关于唐代历史兴废的重要史论类著述.在此书中,范祖禹一方面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司马光学派的继承;另一方面,在史事记载、史观表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又有很多独特看法.《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书体裁、史书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历史》：求真与经世的统一

希罗多德广泛搜集史料、不拘一格批判史料,具有求真意识,从而开创了西方史学,他的著作也在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体现了巨大的经世作用。《历史》是“求真”与“经世”的统一,希罗多德无愧于“史学之父”的称号。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秦汉史学的建树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

秦汉（主要是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阶段,而史学的建树则是当时文化繁荣与发达的显著标志。本文从人们关于史学基本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原始性史料记录与搜集工作的展开、公私著述史书方式的并存,史学著作体裁分类多样化细致化以及记传体史书体例的创立与完善等五个方面,系统概括和揭示了当时史学建树的成就和特色。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代表该时期史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史记》和《汉书》的价值与文化特征进行了扼要的比较,指出了两书之间的三大共性与两大差异。     

试论《天问》的史学价值

《天问》对天地间一切事物发问,集中表现了屈原深邃的思想与学术造诣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这喷薄而出的泄愤、讽谏、怀疑、穷究事理的过程中,《天问》保存了珍贵丰富的古史资料,甚至有些是不见于它书的第一手资料。《天问》或录史之实,或发史之微,或正史之误,或补史之阙,或疑史之论,或启史之思,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红楼梦》对《西厢记》的接受与评价

《红楼梦》深得《西厢记》的思想精蕴,它继承了《西厢记》重情感反礼教的精神主旨,对薛宝钗批判《西厢记》的道学思想进行了反批判,对《西厢记》的语句、情节多有化用,在艺术上也有所借鉴。《红楼梦》虽对才子佳人创作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是对《西厢记》剧作本身则是肯定和赞赏的。     

吉再的气节争议与《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

李氏朝鲜史学家围绕《牛山答问》展开的对高丽士人吉再的气节争议,因“辛朝”问题,牵涉到《高丽史》中的“辛王之辨”。这一辩论表现为两种史学观念的交锋,即认同官修史书的人与反对官方叙事者的争论。追溯“辛王之辨”的形成可知,它是政权鼎革的产物,是以权臣李成桂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利用宫廷伦理危机,在高丽末期发起的一场禑、昌二王为“异姓”之王的舆论斗争,并最终形成《高丽史》的官方叙事。客观认识“辛王之辨”,对把握高丽末期士人的言行出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