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曙光与暗流:汉初的儒学之兴——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发展初探

汉代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探讨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儒家学者的活动,从而探讨汉初儒学之兴与汉代儒学的兴盛关系,重新思考此时期儒学发展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河南汉文化精神

河南汉文化精神就是儒学在汉代河南发展中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影响着汉代河南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其内容主要有人本主义精神、礼制精神和天人合一精神。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秦学颀汉代的儒学大师们立足于大汉帝国的现实，全向总结了当时“汉家法周”的社会思潮，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一个“奉天法古”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经学。所谓经学，就是汉代经师们通过训诂章句，对先秦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价值系统...     

略论汉代的反谶纬思潮

略论汉代的反谶纬思潮马亮宽自西汉中期儒学独尊后，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儒学的地位迅速上升，发展到西汉末期，儒学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人们用它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和自然的一切，并逐步把儒学与神学迷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谶纬之学，给当时的社会蒙上了...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汉代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代官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文化结构上经历了由"少文多质"、儒道法等多家官吏并存到儒学化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又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

两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即从普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伴随着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的阶段,即“儒学社会”的阶段。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