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广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沪渝都市女性形象的变迁

作为研究历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报纸广告一直以来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笔者通过整理《申报》和《商务日报》所刊登的广告,一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沪渝两地都市女性形象的变迁。我们发现当时的城市女性外在形象逐渐时尚性感,由于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可从事职业领域明显增多,从而使得女性的社会角色日益丰富,女性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开始力图改变在两性关系中的完全从属地位,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得到一定程度认同。但不管广告中女性的外在形象如何时尚性感,中国女性温柔、善良、勤劳、任劳任怨、服从丈夫等传统形象一直没有改变。     

从民国前后古代戏曲文本的印行看戏曲观念之变迁

任何主观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戏曲刊刻印行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民国前后戏曲文本的刊印活动正是伴随着戏曲观念的变化而展开的,甚至是互动的。当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人们刊印戏曲不仅可供文人们作案头消遣之用,它还可以作为传播新思想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媒介。这以后人们逐渐关注戏曲文本自身的价值而非仅仅看作是某种工具或手段。因此,当戏曲文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戏曲文本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20世纪的李渔戏曲理论研究

李渔被称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 ,有人目之为“曲中杜甫”。本文分三个阶段回顾了本世纪 70多年的李渔曲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并从学界较关注的美学层次的观照、编剧结构论以及喜剧论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力图较客观地把握本世纪李渔曲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对 2 1世纪的李渔曲论研究略作前瞻。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图像学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学研究日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图像学研究中,必须梳理三个关键词,即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形象是包括图像、精神、词语在内的一个家族谱系,分为外在的物理图像和内在的精神图像.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和图像交织在一起,历史的文本与图像总是相伴而行.在图像的背后,亦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是单纯地再现.只有搞清了形象、文本、意识形态三个概念,才能进行所谓的图像学研究.     

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中的北京形象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对西方作家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是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作为异托邦的东方首都,古城北京有着独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是一个借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中国城市.一些西方作家透过北京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城市空间,透视封建帝国时期无处不在的跨文化管制力量.     

现代性视域中的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文本理论

现代性是一种追求科学的潮流,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主要表现为对文本自身的关注,它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文本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与追求科学的潮流相一致,这一时期文本理论关注自身诗性秩序的构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诗意表达技巧的探讨、英美新批评对诗性语言的研究、法国捷克结构主义对结构层次的分析以及叙事模式的归纳,较为科学地探究了文本形式因素,对建立科学的文本诗学极具启发价值。     

戏曲作品中的李白形象研究

本文是对李白及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原典之后的影响研究。李白的影响非止一端,戏曲文学的叙事技巧带来了较之传统诗文的表现更为汪洋恣肆的故事流传,戏曲作品受到审美创造者和接受群体———读者(听众)的制约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时代意识。本文正是通过对后世戏曲中的李白题材作品全面系统的考证叙录,梳理其故事情节的渊源变化,反映出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流传特点,从而揭示中国文化中李白接受史的内涵构成。     

跨文化的文本形象研究

文本是一面魔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形象,又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形象。从柏朗嘉宾所说的契丹到曼德维尔的大汗,文本中“契丹形象”的形成与演变．透露出从自我结构化到非我结构化再回到自我结构化的一个文化编码过程。     

解析恩格斯形象的百年变迁

"恩格斯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难题.本文认为,该问题是传播史的形象建构的结果.在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形象问题一直是工人政党和理论内部的政治争论的风向标,恩格斯形象的沉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危机.首先是在第二国际时代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垒中,由伯恩斯坦撕裂了恩格嘶的形象;其次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产生了惊人一跃:从"党的首脑"到"教唆犯".由此,恩格斯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毁坏的"替罪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只是以公开而赤裸的方式坚持了这一点.同时,由于斯大林主义问题.西方马克思学把"无产阶级世界观"这种描述方式的首倡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同起来,试图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来阻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彻底地把恩格斯建构为歪曲马克思思想的"阴谋家".     

论先秦两汉叙事文本中家臣形象重塑的文学意义

本文以晋卿赵氏家臣公孙杵臼、程婴与董安于形象的演变为考察范例,分析先秦与汉代叙事文本中家臣形象被重塑所遵循的文学轨迹:因叙事技巧日益成熟,文本中的家臣形象不断地被重塑,家臣形象或是性格侧面增多.或是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得到强化,或是增添新的成员.家臣形象因此由单纯而递进到复杂,由肤浅的外形描画而演进为揭示形象的内心世界,这昭示了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和脉络.     

20世纪中国小说长女形象的文化心理透视

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女形象。这些长女既具有长子的家族责任意识,又兼具女性的文化心理特征。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长女可以分为女人、女巫形象两类。女人既有善良美好的天性,又具有长子责任带来的矛盾弱点,情与理两相纠葛之下难逃悲命;女巫则心理畸变,既孤独怪异,又兼具报复心,是灵与肉双重欲求冲突中的苦魂。长女的文化心理表现在长女之"长"所展示的家族责任的承担和个人利益的牺牲,长女之"女"则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与归属。     

论宪法文本及其变迁方式

宪法文本可分为文字文本与非文字文本两种基本类型。各国宪法文本受宪法传统和宪法理论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各种途径发生变迁,其中宪法解释是宪法文本变迁的一种重要模式。它具有权威性、灵活性、渐变性、法律性和程序性的特点,既有利于宪法文本在变迁过程中保持适当的稳定性,又能使其与所处的社会情势相适应,同时还具有防止宪法文本的突变所引发的社会不适、避免宪法文本的内容受非法因素的干扰等优点。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

异国形象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 其研究的文化意义充分体现在形象的定义、形象研究方法的应用差异, 以及研究的不同目的等方面。首先形象定义后面有非常复杂的文化线索, 各国学者观点不一; 其次, 研究方法中的文化因素也不同, 如: 全球主义的倾向, 特殊主义的观察倾向; 最后, 对研究目的差异下的文化意义: 法国人的文化背景、美国人的“文化政治”的研究、中国人对某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套话”的清理等。     

20世纪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研究

金圣叹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小说戏曲理论家.本文在对20世纪金圣叹的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就金圣叹的思想和他腰斩<水浒>以及金圣叹小说理论中的人物论、创作论、欣赏论和戏曲理论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分别进行了评述,兼及20世纪金圣叹研究中的不足以及对金圣叹研究的前瞻.     

差异性：20世纪英国作家建构的二重性中国形象

对于罗素、迪更生、毛姆等20世纪英国作家而言,中国是一个未知的具有差异化的世界。与喧嚣、骚乱的西方物质空间不一样,中国的物质空间是“优美”“秀丽”“原始”的;与崇利轻义、主张天人对立的西方人文空间不一样,崇义轻利、推崇中正平和的中国人文空间是和谐的;与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对立、紧张的西方社会空间不一样,以仁义道德作为衡量人与人关系标准的中国社会空间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同时,在罗素等作家笔下的中国物质、人文、社会空间中,都共时态地包纳了相互矛盾、对立的事物或因素。这种对中国空间二重性的呈现,与罗素等复杂的文化观念有重要关系。     

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和目标文本的关系

运用互文理论,分析比较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和目标文本在各自文学系统中的元文本和互文本的不同,也在互文理论光照下重审等效论,指出对等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目标文本只是原文文本的一种特殊互文本。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意义

20世纪8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突破了50～70年代的单一刻板模式,变得多姿多彩。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种趋势:一种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以对抗男性中心文化;一种是向传统女性形象的回归;一种是试图寻求一种独立、平等、和谐的新型两性关系。这种女性形象的分化反映了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受到质疑和解构,女性逐渐成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