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变迁对巴金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特有的文化心理往往会使作品呈现出其独有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从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貌。由于家庭环境、政治信仰等文化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巴金的文化心理在经过1934—1935两年的创作沉默期后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而巴金文化心理的变迁,对作家在文学与革命的选择、英雄与普通人的塑造、社会与家庭的题材书写等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反映出巴金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宣泄政治热情的代偿性行为向有意识创作转变的心路历程。     

古代“神话”与现代启蒙的遇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借鉴

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乏对古代希腊文学的研究和借鉴,但由于文化历史的隔膜,现代中国作家对古希腊文学保持着少有的冷静和距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之间无论在理论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着某些联系,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和文学承传中的不自觉的通合,这种通合从译介与接受、理论批评与建构以及创作趋向诸方面显示着古代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之间潜在的对话状态。     

论清代山西诗歌的地域性特征

清代山西诗歌丰富多彩,是继唐代、金代之后的又一次繁荣。清代山西诗歌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诗歌创作,以整体面貌显现出独特的地域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对乡贤元好问等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注重地域名山大川、特有风俗民情的描写以及地域形态商品经济对诗人观念、诗坛生力军、诗歌刊刻传播等的影响。其原因的形成,既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有地域文化与诗歌自身传承的影响,呈现出地域文学特征自觉意识的加强。     

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社团和流派),其发生发展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生态,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或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同时,文学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家聚散更有来自心理的因素和其精神的联系,并且这一聚散心理和精神联系直接影响着文学社群生态的平衡.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化

象征性思维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态。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话语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精神契合,为其积蓄了文化资源并提供了创作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又是一种由于文学语境的变迁、新的文化质素的出现激发起的艺术创造意识和诗性诉求方式。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性创作呈现出两种审美途径:其一是借用本雅明的话即"废墟美学"上的象征化创作或"忧郁的象征",其中感性化抒写、神秘的意念、感伤意识、唯美情调和象征诗艺发挥着综合互补的作用;其二是追求象征性表达的智性哲思层面的"苦闷的象征",它具有象征主旨知性化的本色,因而是一种深邃的理性、精妙的悟解、渊深的蕴涵在象征化思维逻辑下的审美营造。     

女性小说书写中的“以译代作”——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西方语境中新生代华裔文学的“中国书写”——以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为例

作为海外极具影响的文学潮流,新生代华裔文学以其蕴涵中国文化元素的英文创作引起中西方文坛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中既承载着作者们游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双重身份,在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怀疑、疏离态度的同时,又从多元文化的角度上致力于"中国形象"的重建。这种特定语境下的中国书写,其实是海外华人文学以全新的眼光对故土、新大陆文化的审视与继承。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辅导提纲

一、了解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意义和水平的编写特点。专升本的学员为什么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又要开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课程呢？学习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流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相近或类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群体结构，创作显示出共同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文学流派。这种文学流派一方面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有独特风格的众多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审美倾向的总体面貌。正因为文学流派…     

论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意象图式与隐喻编码

在符码性质与符码组合层面讨论柳宗元愁苦愤懑情感的意象化,解析其流寓诗文创作的隐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承载柳宗元隐喻思维的意象图式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源域与目标域只存在一组对应关系的单质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三种隐喻建构方式：一是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流寓心理,选择带有民族印记、积淀着历史文化的“表象”以构建意象图式;二是在传统隐喻结构上添加语码,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三是进行个人化的“表象赋值”,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单质意象图式。单质意象图式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创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第二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至少存在两组对应关系的化合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两种隐喻建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采用古代典籍中的人和事作为“表象”,通过化用、截取、转喻、串连、融汇等方式,建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域（子集）的隐喻结构。第二种方式是利用“表象”的复杂属性作为映射源,构建源域与目标域存在多组对应关系的隐喻结构。化合意象图式能够高效阐释柳宗元特殊而复杂的流寓心理。     

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

京派作家异于同时代作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文化身份的不同。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不仅形成了其与海派作家和左翼作家不同的生存状态,更影响了其文学写作的观念和群体聚合形态。在具体聚合形态上,师生因缘和文学沙龙是其鲜明特色所在。在讲坛上,京派的作家以知识传递的学院派方式近乎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观念相近的写作圈,而在圈子形成之后,他们又以读诗会和"太太的客厅"两种形式不断丰富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学圈的形成和活动方式带有学院品格的深深印痕。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多元媒体背景下的当代儿童文学

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多媒体时代,网络化在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阅读和创作形成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有助于儿童文学创作群体构成的丰富和创作原动力的充分释放,少儿文学的游戏精神、娱乐精神会随之强化,文学价值观的表达也更接近少年儿童的本体世界。伴随着立体化、工业化的运作方式,儿童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全方位覆盖的跨媒体的文化产业。而儿童性、文学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又展现出文学创作多元化的倾向,体现着儿童文学作家新世纪的文化选择。     

论垄断的正面效应

我国垄断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过去人们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多习惯地称之为垄断的弊端或垄断的危害,许多人呼吁要制定"反垄断法".其实垄断既有负面效应,也有正面效应,即也存在着"垄断有理"的情形.本文以经济学家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家的垄断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生活实际对垄断的正面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垄断存在着以下正面效应.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中国现代类型文学意识的再评价

中国现代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把类型文学意识推到了"被建构"立场上,使其成为了一种与"典型化"理论相对应的负向存在。其实,以反对模式化、概念化、类型化著称的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批评倾向,也存在着一定的"模式"、"概念"和"类型"倾向。文学模式和创作类型的使用是否成功,许多时候可能与模式和类型本身关系不大,倒与使用者的艺术才能息息相关。凡是成功的有悠久历史的文学传统都有其特定类型。从正面去探讨类型文学意识的合法性,从中可以发掘出一些新的理论资源,催生出一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含“V成”结构把字句的认知研究

在含有"V成"结构的把字句中,"V成"有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这两种意义分别蕴含着认知理论的变化图式和等值图式。变化图式和等值图式是空间位置表达式"把A放置在B的位置上"的隐喻,经历了物质空间定位投射到心理空间定位的过程。空间关系是隐喻其他关系的认知基础,经济原则是形成隐喻这种认知方式的动力。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广告文化功能与社会文化心理的相互影响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经济是没有边界的。广告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也是没有边界的。广告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受众阅听广告的不自觉情状,在特有的广告认知心理的作用下,受众便会程度不同地从心理到行为回应广告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心理认同和行为模仿使得广告具备了有别于“广而告之产品和服务”的现实的文化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从而对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