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幸福指标体系:构建与解释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重大基础手段。在相当程度上,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客观福祉条件改善的主观反映,两者具有内生一致性。根据国民幸福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关系,文章在深入剖析影响国民幸福6大一级影响因子与结构原理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内生响应关系,并基于此构建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涵盖幸福主客观主要影响要素的幸福指标体系。这一研究为国际学术界正在共同努力实现以幸福测度经济社会进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基于主客观内生一致性的幸福生成理论机理体系,基于此建立的幸福指标体系框架在包容主客观幸福指标方面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空间。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国民幸福的实证研究

在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国民幸福水平的仿真模型,模拟刻画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对国民幸福系统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过程。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扩大。     

从GDP到GNH: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向标。本文重点讨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构成,进而提出了以GNH为核心、并与GDP相结合新模式。     

试论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社会质量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一个社会的国民幸福不能片面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更要看到国民幸福的基础来自于社会质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相当数量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幸福的原因在于社会质量没有得到全面提升。在社会质量和国民幸福的关系中,提高社会质量是增进国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增进国民幸福是提高社会质量的目的和归宿;增进国民幸福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标准和尺度,提高社会质量是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和途径。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研究——基于提高青海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视角

建设幸福青海,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是新时期青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题。为此,论文通过梳理中外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剖析了"幸福青海"的价值基础,并结合青海省情,阐释了"幸福青海"的基本内涵;在借鉴其他地区和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幸福青海"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幸福青海"建设的政策建议。     

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政府责任

文章介绍了幸福指数的内涵,并从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社会公平和充分就业四个方面分析了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上应担负的责任：力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和谐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尽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公平合理,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纳入考核目标。     

休闲：社会福利的拓展与国民幸福感的增加

国民休闲不仅是国民在有闲、有钱、有需求基础上的“自发”行为,更有赖于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制度安排。普遍的有闲和有钱的社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国民的休闲提供可能,把休闲作为增进的福利也是可能的。唯有如此,从国家层面和国民个体角度才能共同追求休闲的终极目标——幸福。     

社会结构转型与国民人格塑造

国民人格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格 ,它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创造的本质联系 ,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现实国民人格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 ,但在目前低能人格、双重人格、依附人格、片面人格、病态人格、从众人格、拜权人格现象仍大量存在 ,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以促使其向着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人格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塑造国民理想人格 ,为此必须认清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与设计原则、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体制与塑造机制以及改造现有文化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视野下国民身份制度及社会公平

我国的身份制度不只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而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是具有身份制和等级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国民身份制度,它还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从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身份制度与社会不公问题具有深层关系,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     

幸福的二维解读与当代幸福感

对于幸福问题,需作综合考察。从形而上来说,幸福既涉及人之存在的自然状态、道德状态与社会状态。从形而下来说,幸福事关入的需求的满足及其如何实现问题。人的需求的满足,需要一定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就个体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个体的奋斗,展开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对社会来说,幸福的获得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创造好的环境。就当下中国来说,需要对国民的幸福状况作实然的动态调查,以期制定时宜的国民幸福指数,从而指导与实现国民的幸福。     

国家形象的话语塑造：基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

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以其三大理论即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和言语适应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运用及其重要作用。首先介绍国家形象塑造和社会心理语用学的相关概念,然后从上述三种理论入手,具体分析如何使用委婉语和语码转换等语言手段,选择言语内容来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最后,构拟了一个示意图,以解释语言使用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家国情怀:电视使用如何增强了幸福感

2015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观看电视满足了民众的休闲和社交需求从而提升了幸福感。电视使用影响幸福感的一个深层机制在于电视能够培育民众的家国情怀进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国情怀正逐渐被消解,充分发挥电视弘扬主流价值观和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对培育民众家国情怀进而助力幸福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视野下当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

追求人生幸福与人境和谐是人类生活永恒不变的主题。我国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同样面临着＂幸福在哪里＂这样的人生困惑,究其原因,是由于三等学生的心理落差、苛严僵化的管理模式、单调乏味的娱乐生活所造成。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民办高校努力营建和谐幸福的校园环境,传递人生幸福感的正能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关于幸福内涵的一点探索

文章对幸福的内涵作了新颖的探索,认为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统一体,外在幸福是指主体所欲求的对象或目标的满足,从满足内容上可分为生理的幸福、安全的幸福、爱与归属的幸福、尊重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幸福,从实现满足的途径上可分为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闲暇和自我六个方面的幸福。内在幸福则是因这种满足状况而产生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分情绪、认知和境界三个层次的幸福。最终决定内在幸福的是主体的自我,自我分肉体自我与精神自我,精神自我在追求外在幸福时,反映为外向性自我;在主导内在幸福时,反映为内向性自我。自我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交汇点,是人生幸福的根本。     

发展哲学视域的主体追求：快乐

知识经济与市场竞争要求的高度理性使主体在发展中对“快乐”与幸福境界的追求愈加强烈和困难。各种技术手段制作出来的“快乐”,各种传媒传播的艺术“快乐”,几乎使人们生活在一种人工制造的“快乐”境界。按照唯物史观,只有创造财富的劳动,才能形成真正的真实的持久的快乐。在商品世界中,用钱买来的并不是真实快乐。主体在发展实践追求中,要切实处理好劳动创造的快乐与艺术创造的快乐的关系,努力追求真正的快乐境界。     

社会资本：民族利益引导的理论基础

为了保证民族利益的良性发展,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非正式的民族利益引导机制有时会起到超越正式制度的效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能够进行民族利益的引导,减少利益矛盾,建立民族间和谐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