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的审美生成

唐代御史活动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可以从下述3方面论述：（一）御史活动与公案传奇故事的生成。唐代御史的监察、断案活动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二）御史＂精察＂思维与公案传奇＂变故＂叙述的生成。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惊奇＂是由故事的＂变故＂形成的,而御史断案中的＂精察＂正有助于公案传奇的变故叙事,形成富有＂突转＂性、惊奇美的叙事张力。（三）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与公案传奇价值取向的生成。御史活动的伦理内涵为公案传奇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御史文学家＂寓意于事＂＂、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公案传奇独特的价值取向。总之,唐代御史经由特定职事活动所形成的传奇事迹、思维方式和伦理取向,成为公案传奇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唐代公案传奇的鲜明特征。     

法官等级制度与法官等级化

我国法官等级制度是法院“去行政化”必需的步骤,是解决当下法院人力资源相对匮乏,提高人才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是遏制司法腐败的核心机制。然而,法官等级制度所隐现的法官等级化倾向又与我国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背道而驰。法官等级化会带来如下问题：造成审判一线人才缺乏,法官人力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导致基层法院人才流失;造成法官过分追逐级别升迁,影响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法官等级结构改革一直存在“扁平化”和“现代化”之争,根据国情,构建一个层级简约、规则明确的等级结构是可行之路,即在对现行层级结构适度扁平化的同时构建明确的规则体系。     

清代监察御史选拔制度探析

清代极为重视监察御史的选拔,经过前期演变,至乾隆二十九年监察御史选拔规定趋于定型。从出身而言,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占据大多数,而以进士和举人出身的监察御史占了绝大部分。从原任职务而言,虽然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自乾隆朝以来监察御史大部分来自翰林院编修和六部郎中,翰林院检讨与部院员外郎虽然也有,但远少于编修和郎中。有清一代通过限定考选资格、严格考选程序等一系列措施,确保将忠君敢谏、勤敏练达、才品优长、刚正不阿的人员选拔进入监察队伍,正是通过对监察官员的严格选拔与任用,才使得清代监察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风节凛然吕御史

胡舜陟（1083-1143），徽州绩溪人，宋代建炎（1127）间官监察御史。当时淮泗八州，已有七州降金，胡舜陟时任庐州（合肥）知府，率众坚持抗金未降。建炎十一年，抗金元帅岳飞被诬陷下狱而冤死。胡舜陟不怕牵累，仗义执言，上书论岳帅之冤。后遭到吕源的诬控，被下狱。奸臣秦桧一直恨胡舜陟不和他同流合污，于是派袁楠等前往逼讯，胡舜陟不肯附就，最后被逼死在狱中。胡冤死后，其妻江氏上控于朝，皇帝找洪文英查问究竟，     

唐代文官制度特征的现代诠释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王朝盛衰的主要因素,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用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方法分析传统吏治,得出其政治与行政混合不分、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特点,简析两特点在制度、人文精神上的表现,并指出其优劣之处,以供现代吏治者从本土文化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清代监察御史的选任方式与为官履历

清代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肩负察举官邪的重任,因而监察御史的选拔机制也格外严格。准许考选的官员范围、选取程序和负责的部门均有细致而严密的规定,且皇帝牢牢把握最终决定权。与选拔机制相对应,嘉庆元年至十年的监察御史群体具有出身正途、曾任京官和一定为官资历的普遍特点。监察御史的选拔制度和御史群体的实际特点揭示了清代统治者对都察院监察官的期待:监察官应当人情练达、谙熟官场,出身清白而品行高尚,为官经验有助于发觉蹊跷之处,而较高的道德标准则使得他们不惮于揭发检举。适格的监察官群体对于监察制度的良好运转意义重大。     

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

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巡视地方,检查和督促地方官吏工作的制度,在自战国迄明清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政治中发挥过极大的效用,其中以汉、唐、明时期尤为突出,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明朝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不久便已派御史到地方巡察。按《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①但当时毕竟是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所以仅仅是沿袭我国自汉唐以来造官巡察地方的旧例,还未成为正式制度。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津开始对全国的官制进行全面调整。罢御史台,十…     

元代医法初探

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正式下令设立太医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自此有了医药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与医药相关的法律条例,我们称之为"医法"。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元代没有形成独立的医法机构,在医法上也一直存在边实行边补充、调整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它是元代法律系统的一个环节,也是元代医史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与政局演变研究

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晋阳宫位于并州晋阳县,其于武定三年在原有的东魏霸府基础上建造而成,至隋炀帝时又重新营造.唐朝时晋阳宫被涵盖在并州城内.晋阳宫的官属经历了多次变化,北齐时置晋阳宫令管辖,隋初长官则为晋阳宫监.大业末年因边防战争的需要,晋阳宫留守一职出现并逐渐成为并州实际上的军政长官.晋阳宫由于其优越的地缘因素而与中古时期的政权更替密切相关.北齐时晋阳宫成为陪都内的离宫,隋炀帝时重修行宫负责防备突厥入侵,至隋末它又为太原起义军保障了物资供应.李唐开国后晋阳宫作为龙兴之地,军事功能随着唐朝建立而逐渐消减.成为唐国史书写的重要元素之一.     

波斯珠宝商在唐土贸易试探

唐代笔记小说中突然涌现出许多关于波斯胡商鉴宝、买宝的故事,这些记载容易使我们对波斯珠宝商的角色产生质疑,即他们究竟是买宝商还是卖宝商?通过挖掘史料来源,正史、类书和诗文资料显示,波斯珠宝商更是珠宝的贩卖者.他们在唐土贸易的地点主要是长安、扬州、洪州、广州等交通便利的城市.他们从事珠宝贸易的原因主要有3个:波斯本身是珠宝产地;波斯珠宝商控制了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沿途多为珠宝产地;珠宝贸易为奢侈品贸易,是远洋贸易的理想商品.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自唐以后如何沿滇西北民族迁徙走廊迁移到怒江地区并演变为两个民族共同体,其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何,则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文献史料入手,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首次考证了两个民族同源而异流的原因,并梳理了其流变的线索。     

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

自安史之乱,宦官集团以掌控兵权为契机,逐渐插手中枢决策,手段多种多样。至德宗、宪宗之际(779-820),宦官集团成功进入国家中枢决策的核心。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官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唐诗学的展开与演进

宋代唐诗学的展开 与演 进 主要 体现 在 三个 方面 :一 、文献 资料 的整 理 加工 不 断拓 展;二、理 论探 讨逐 步 深入;三、创 作 范型 渐 趋推 移转 换。 它 们同 构 并进 ,最 终促 使了 唐 诗学 在 宋代 作为 学科 的 确立 与 发展 。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唐代典吏考

"典吏"是唐代官府职员的类属称谓,学界以往倾向认为其并未有特定所指。新出《天圣令·杂令》有关"典吏"的规定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新的切入点。唐代行用的"典吏"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典吏"与"主典"、"典"等称谓意义一致,是对主要从事文书起草、文案检请等工作而有着各种名目的官府低级职员类属称谓。基层官府和新出使职官府相应职位以"典"命名,即"职典",是狭义的"典吏"。职典未有品阶,唐令以"其称‘典吏’者,‘杂任’亦是"对职典属性进行规范,确立了其在行政体制中与州县府、史、佐等杂任一致的职权与待遇。实际上,广义的"典吏"更为常见,成为文书运作高度程式化和官、吏分途日益明显时代背景的一项印记。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