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散文“本真”美学范畴

“本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关学范畴之一,“本真”论的兴起受到中西哲学及文学发展的影响。“本真”美学范畴主要体现在纯散文的文体追求以及革新散文的“自我表现”两个方面,“本真”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政治历史生活审美以及女性生活审美两个层面。“本真”美学范畴为现代散文奠定了特有的审美基调。     

徐渭散文对秦汉派散文的超越

徐渭的散文理论与秦汉派散文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散文对秦汉派散文的超越不是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而是表现在实践的突破上。秦汉派作家相对平静的情感不足以对从遥远时空借来的秦汉语体形成激活之力,徐渭则将被厄运激起的尖锐情感铸入古奥的秦汉语体,又以平民的野性和胆量将这一激情表现出来,创造出独具个性的散文作品真正达到了何景明提出的“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徐渭散文实现了对秦汉派散文的超越,代表了明代散文复古运动的最高成就。     

论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叙述性增强,抒情性减弱,“情-景-理”的结构模式受到不同风格“个性化”叙事的解构,而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都更加丰厚。散文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思维视角的“向内转”以及表达方式的叙事化成为文化转型期散文文体的重要表征,这同新时期的时代文化语境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散文文体表征的嬗变既可映现出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话语创新的文体意义。     

徐渭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的离合

由于徐渭个性表现与人生追求的矛盾有一个从激化到解决的过程,其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从前期的偏离走向了后期的合一。与此相应,其传记体散文由前期以表现传主的舛错命运为主题转变到后期以表现传主的真率个性为主题,主题风貌由压抑向真率演变。徐渭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的离合过程与明代文学由中明向晚明嬗变的轨迹是一致的,这一离合所包含的两重性特征诠释了徐渭在明代文学史上弃故标新的先驱地位。     

中国现代散文审美特质论

五四时代中西文化与文学的整合 ,确立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审美特质 ,即源自人本主义的“自我表现”、文本哲学的“自我”本真以及作家“自我”人格之美。在中国现代散文中 ,自我表现的伟大地位、自我本真的文本哲学、人格审美的价值取向 ,永远为人们提供着无限宽广的审美空间。     

论欧化与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确立

现代“白话文学”为建成具有审美品质的文学语言,在多种语体的夹缝中突围,自觉地选择了“欧化”方向。“欧化”不仅带来文学语言表层上的改变,而且对文学文体也有潜在的影响。现代散文卓有成就,源于欧化带来的文体的新变。与传统散文相比,欧化的散文文体亲切自然而富于理性,与旧白话文相比,欧化的散文文体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诗性。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徐渭散文情感基调的转变

徐渭的精神痛苦曾得到三次弱化 ,与此相应其散文的情感基调发生了从“悲愤”到“悲哀”的转变。由于痛苦在每一次被弱化的同时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相应的强化 ,“悲”始终构成其情感中的一贯性因素。“愤”和“哀”在内含和指向上表现出明显不同 ,分别构成其前后期散文的支配性因素。     

散文: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兼论《文化苦旅》的文本意义

一准确地说，每一种文学样式都同时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且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很难截然分开。但某一文学类别或在其某一时期内，对这两个问题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以小说和散文相比较，人们对小说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大体给予了等量的关注；而散文，则往往漠视“怎么写”。新时期以来，关于小说“怎么写”的研究已十分深入，论题遍及小说艺术的各个层面；小说作者不断琢磨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艺术风格，并不断作出新的实验，表现了强烈的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则不同，长期以来，有关散文的话题主要还是在“写什么”的…     

魏晋南北朝散文体制批评的规范与超规范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在总结和归纳前人创作实践经验时,确立了各种散文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对文体结构追本溯源、细致分析,对形式主义文风进行矫正和对审美情趣进行正确导向,这都显示了其自觉的散文文体规范意识。同时批评家认识到散文各文类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变化规律,重视创作主体个性与体制写作的关系则显示了其超规范意识。散文体制批评中规范性与超规范性的统一既代表了特定时代的批评特征,也使得古代散文体制论的构建趋于完善。     

蜀汉首次北伐魏延、诸葛亮进兵路线新论

千百年来,论者都把蜀汉首次北伐中魏延提出的出兵方案称为子午谷路线或子午谷奇谋,并将其与诸葛亮的陇右路线进行比较和评论。实际上,这是严重的错误。完整的魏延策是褒斜—子午策,但由于魏延策存在行军艰难且后勤保障解决不力的隐患,诸葛亮最终选择了主力行军相对容易的陇右路线。与魏延策的正面进攻相比,诸葛亮策堪称真正的"奇谋"。但把二策放在整个北伐中看,又各有其可取之处。     

明清徐渭散文研究述略

徐渭散文研究经历了晚明的火爆之后,在清代转为萧条,主流评价也由以肯定为主转向以否定为主,由以热烈揄扬为主转向以冷峻剖析为主,关于分期、特色、渊源和地位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入探讨。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王维所访“香积寺”为“汝州风穴寺”考辨

王维诗《过香积寺》中的"香积寺"一直被各家注释为"长安香积寺"。根据实地勘查,长安香积寺不具备王维诗中的各种自然环境,而且王维不可能不知道寻访长安香积寺的道路。而诗中特征,汝州香积寺全部具备。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确认:王维所访当为汝州香积寺(今风穴寺)。     

王维诗的禅意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由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禅学对他世界观的影响甚深。作家的世界观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王维诗歌中处处表现出了作家的“空观”宇宙万物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物我两忘”境界的喜悦。禅宗的影响,使王维诗歌形成了空、静、寂独特的艺术境界。王维诗歌和蕴含着禅意,还因为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具有共同的特点:注重体验,注重意象创造。因此,作家可以将对禅理体悟的感受,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也就被赋予了禅意。      

徐渭狂草散论

徐渭的狂草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及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成为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试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赏析来论述徐渭狂草的特点;从艰难坎坷的人生际遇、书画融通的创作思路及“本色”“真我”的艺术理论,解析其狂草风格之成因。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王维的佛禅修养与诗歌创作形态

王维是受佛禅影响最深的盛唐诗人,家庭的影响和生活挫折使他越来越亲近佛禅,其佛禅修养不断加深。佛禅修养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形成独特的艺术形态。从叙述王维一生的佛缘出发,展示王维诗歌佛禅化的艺术形态。王维习惯以一种空静的心灵观照自然,诗中展示出来的多是空灵、清净的境界,又多流露随缘任运的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