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新闻专业主义：一种职业意识形态的构建

作为美国新闻业成熟的职业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发挥着整合社区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本文对其构建过程进行了梳理,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如何产生、职业伦理规范如何形成以及专业教育如何展开等。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对我国新闻业构建职业意识形态的参照意义。     

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

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职业价值理念,还是与之相关联的一套系统性职业组构方式及可操作化的工作模式,它至少包含了四个内部向度,专业新闻机构、职业新闻人、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然而,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新型新闻传播撼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非专业的新闻生产(公民新闻网站、新闻网志、微博等)危及科层式新闻传媒机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捷接近权消弭了传受界限,造成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身份的深层焦虑,新闻制作权泛化和信息扩容则带来新闻的次级化以及传统新闻伦理的沦陷.新闻专业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正在转向和重构:传统新闻业集体转型、职业新闻人身份重构、新闻价值标准以及新闻伦理重建.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生成——以行政现代性趋向为分析视角

行政伦理的价值体现在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公共法律与制度规范体系的盲区,为行政伦理价值生成留下了空间,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也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精神存量资本”。从宏观角度看,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的“责任中心主义”愿景及其道德价值蕴涵,折射出世纪之交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与行政现代性追寻的历史耦合,不仅摆脱了传统官僚制行政的“技术主义”羁绊,而且开始走出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泥潭,展现出现代性行政所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行政伦理的建构有了更深厚的价值合理性基础。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在当前 ,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 (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 )的“娱讯”现象 ,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 ,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 ,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 ,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建设开放、立体的伦理体系——新时期中国伦理建设问题之我见

反对物质主义而倡导精神价值,反对宗法主义而倡导独立人格,是中国伦理现代化建设所应该解决的基本任务。今天,“革命伦理”对于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已经失去魅力,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又排除了将某一种伦理“定于一尊”的可能。因此,新时期的中国伦理体系只能是开放的、立体的。应以宽广博大的胸怀接受、容纳各种优秀文化．要容许不同的人群持有不同的伦理观。儒家伦理、西方个人主义、中国佛教的修习主张、道家式“个人主义”乃至屏除“阶级斗争为纲”内容的“革命伦理”,只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中国国情而做出适当调整．就全都对于培养现代公民、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应以郑重的政治文件来肯定中国与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价值。     

实体主义还原论思维批判——经济与伦理关系研究的切入点

当前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实体主义还原论思维的束缚,从而遵循了这样的一条思维路径:在逻辑上通过从整体到部分、从现象到本质的还原一定可以找到某个最为基础、具有“本质意义”的“实体”,通过这个基础“实体”就可以揭开经济与伦理结合的全部奥秘。实体主义还原论思维蕴涵着价值一元论的信仰,以这种思维方式去探讨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片面性,而且也会带来实践上的盲目性。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思维对我们正确理解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从“人机协同”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领域的应用，不仅给新闻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也对新闻伦理道德提出新的挑战。传统的新闻伦理价值在新技术的渗透中不断被解构。应该构建何种内涵的新闻伦理观来适应这一变化？对这一问题应尽快展开学术研究和讨论。根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进行考察，“人机协同”概念强调了未来技术发展对新闻业的更高要求，其伦理学内涵也为突破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哲学路径：构建人机之间平衡和谐的关系，以人类的智慧让人工智能在新闻实践中“物尽其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再论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答朱鹏飞博士

伦理可以分为道德与人伦两个部分。道德是强制性的,人伦是非强制性的。当道德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必然要侵入人伦的地盘,把一些本应属于人伦的范畴划入道德的地盘。这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理性的色彩。而当人伦处于强势时,它也必然要侵入道德的地盘,把一些应属于道德的范畴划入人伦的地盘。这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感性的色彩,从而出现审美化的倾向。道德与人伦都既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但就其侧重点来看,道德必然是偏于理智的,而人伦则必然是偏于情感的。因此,建立在理智主义德性基础上的伦理学,其所论述必然侧重于道德方面;而建立在情感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其所论述必然侧重于人伦方面。不区分道德与人伦,所谓的“理智主义德性”和“情感主义德性”实际上很难说清楚。     

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无论在《老子》、《庄子》等历史“文本”中.还是在与儒家伦理的相糅互补历程中.道家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土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家伦理虽具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存在有值得“扬弃”的合理成分.而正是在其“合理成分”中含有“古今共理”的东西,可以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因此.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建设、也应对道家伦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孔子思想的伦理精神, 主要是其仁爱主义、中和主义、尚义主义和等级主义精神。在这些伦理精神中, 既有精华, 又有糟粕。因此, 它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就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我们只有区分其精华与糟粕, 汲取、改造其精华, 才能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更好地发挥孔子伦理精神的积极作用。     

论传统犹太教的伦理向度

伦理是传统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向度。在一神教的架构中,伦理、信仰、律法、契约缜密结合、彼此观照、相互诠释。伦理宗教化是犹太伦理的神本主义根源的确证;伦理律法化是犹太教“德法”杂糅,道德规范“刚性”凸显的标志;伦理契约化衍生出诚信、平等和公义等道德规范,赋予了人类道德选择的自由;伦理现实化和实践化则是犹太民族历史和民族心理的伦理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