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论翁同龢

翁同龢是晚清的“两朝师傅,十载枢臣”,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事件,与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对翁同龢开展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应该说,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分歧也较大.例如翁同龢被清廷“开缺回籍”,隐居常熟虞山期间,有的论者持否定态度,但根据新近发现的资料来看,似非如此.翁同龢是一位对晚清政治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值得深入研究.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探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曾迫不及待地指名要读两部书,其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一本则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关于《日本国志》,翁同龢在戊戌正月廿三日记道:“上向臣索黄遵宪口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记道:“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光绪看到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要迟些,翁同龢在戊戌三     

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徘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龢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翁同龢文献》与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翁同是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 ,曾先后担任刑、工、户诸部尚书 ,两度入值军机处 ,且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对清廷最高决策发挥重大作用。《翁同文献》甲午战争部分披露了大量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最高决策层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解开不少历史谜团 ,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价值 ,它的出版 ,必将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纪念翁同龢逝世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

2004年是晚清著名爱国政治家翁同龢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继承和发扬前哲先贤的爱国思想与革新精神。由江苏省文化厅、常熟市人民政府于9月22-24日在南京、南通、常熟共同举办大型学术座谈会。全国政协常委、张謇后裔张绪武先生,翁同龢五世孙翁万戈先生,以及来自北京、山东、上海、浙江和江苏的文史界、新闻界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     

翁同龢与胶州湾事件

胶州湾事件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之一,对晚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翁同龢作为奉旨办理该事件的重臣,因对近代外交懵懂无知,既不了解德国的最终欲求,也不了解德俄之间的相互勾结,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不明就里,处处被动。胶案发生伊始,一度寄希望于俄国的帮助,主张联俄;而后,基于对德交涉比较顺利,转而反对俄舰来华。而在与德国的交涉中,本来想减少损失,提出“另指一岛”,结果却步步落入德国租借胶澳的圈套。翁同龢办理该案可谓心力憔悴、屈辱备尝。而他因办理胶案激发出来的对中国变法重要性与急迫性的认识,与甲午战后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产生共鸣,成为维新思潮在戊戌年走向实践的重要背景。     

诗的成功是悲哀——黄遵宪论

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戊戌年天津阅兵“兵变”说考辨

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诸多耐人寻索的历史疑案.近年来,围绕翁同龢罢相的导因、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以及康有为“衣带诏”的真伪等问题,史学界展开了讨论.但对曾经风闻一时的天津阅兵“兵变”说,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根据现有材料,对此作一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端木埰卒年补正

端木埰为清季金陵词坛大家,其一生行迹关涉金陵和京师词坛甚大。关于端木埰的卒年,学界说法不一。朱德慈《端木埰生卒年岁考辨》(博士论文电子稿)有详细辨析,此处不再赘述。然朱文据平江吴荫培所作《有不为斋集序》、常熟翁同龢《日记》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十日记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清季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在致其兄顾肇熙的一批书信中,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对康有为《第六书》的议覆、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的处境和就医情况等重要问题,都有记述和评议;因为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臧否人物、评议时局,多是局内人言,与以往成说有所差异。分析这批函札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将有很大助益和启发。     

黄遵宪美名留三湘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杰出的、诗界革命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早年先后三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到光绪二年(1876年)始考中举人。后经别人推荐,曾任我国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的使馆官员近二十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赞成变法维新。一八九七年六月,黄遵宪近年五十,由翁同龢推荐,被光绪皇帝委任为湖南长宝盐法     

如何在研究清末新军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兼评张华腾教授的《清末新军》

正甲午战争后,编练"新军"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但如何才能建成一支"新军"呢?"新军"的最早编练者之一胡燏棻称:"今欲创练新军,宜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1](卷21P1117))袁世凯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荣禄举荐(李、荣二人还是督办军务处大臣),全权负责"练洋队"一事,他认为:"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似必     

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条约转向上奏反对,并获得淮系疆臣的支持。最终,琉球分割条约被废止。     

西夏佛教新探

本文利用新见的西夏文献和文物 ,对西夏佛教的一些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作者搜集了多种西夏皇室发愿文 ,为历朝稀见 ,并指出它们的学术价值 ;西夏有三位帝师反映出西夏帝师制度的形成 ,并对元代帝师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众多的国师也是西夏佛教的显著特点 ,国师在西夏佛教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西夏后期佛教法事的铺张 ,表明了西夏佛教的繁荣 ,但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西夏不同形式的佛塔展示出佛教建筑的多样性 ,也透视出佛教信仰多民族融合的风格 ;西夏首创以活字版印刷佛经 ,形成实用规模 ,并保存了很多早期的活字印刷实物     

翁同龢与张謇关系新探——以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为例

翁同奖掖张謇 ,构成了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翁张关系的基本框架。史家以往对此的研究 ,揭示了两人形成这一关系的源头、开端以及闱中助其中式等方面 ,缺憾是偏重闱中而忽视场外。事实上 ,翁同于场外对张謇采取了枉顾、赠言、馈银、谋差、荐兄等多种奖掖形式 ,并贯穿于张謇应试全过程。其结果既将张謇推上科业巅峰 ,又将其揽入了“清流”阵营。后人可于此一睹翁同识拔人才的古大臣风范及为将张謇推上晚清历史舞台所付出的努力     

翁同(龠禾)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龠禾)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龠禾)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龠禾)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

意大利学者杜奇在他1949年出版的《西藏画卷》中公布了他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西藏夏鲁收集到的藏文历史资料,并称之为夏鲁文书,在同一书中杜奇还将《夏鲁世系》译成英文。1980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了李有义、邓锐龄先生翻译的《西藏画卷》第一卷开头部分,题名为《西藏中世纪史》,提到了杜奇收集的夏鲁文书。198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和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联合铅印的《藏文史料译文集》收入了陆莲蒂、孟庆芬同志译的《元朝十一篇藏文帝师法旨》,其中有七篇为元朝帝师颁赐给夏鲁的法旨,但是未作详细考释,也未公布藏文原文。1986年8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选编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藏文)241——252页收入了八篇帝师法旨和元顺帝迎请布敦·仁钦朱的诏书的藏文原文,其中有七篇为元朝帝师赐给夏鲁的法旨,似即陆、孟二同志所译的夏鲁的帝师法旨的底本。《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将这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