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

数字化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基础材料--史料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将原有的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原始材料,通过数字化技术压缩、处理,形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史料。张晓校教授将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生成的历史资料新的存在样态,称之为“新样态史料”［1］。依据个人理解,这种“新样态史料”实际上是在说明“史料新的存在状态或样态”,诸多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在数字化时代已成为“数字化了的”新样态史料。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原始资料外在形态的改变,提升了搜集、整理、占有史料的速度,对于历史学工作者不啻为一个“福音”。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数字化史料的构成及其价值意义

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过程中,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先行(技术)实践,历史学向数字化"转向"应从数字化史料开始.就发展过程而言,史料数字化在前,数字化史料的全面形成在后.史料数字化指的是,以纸质文本为主的传统"现成""既成"("狭义"的)史料的数字化,而数字化史料既包括了史料数字化,也涵盖一系列"原创"性信息资料,属于"广义"层面的史料.数字化史料拓宽了史料的边界,对历史学发展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种种消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史学建构中文学化与科学化趋向平议——以史景迁的史著为例

"泛史料"意识下史料趋于文学化,这弥补了民史史料的缺乏甚至匮乏的现状,是伴随史家"眼光向下"的治史理念应运而生的。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严谨分析模式下,合理的历史想象、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叙事方法之勃兴拓展了史学的传播和影响力。文学化叙述描写与科学化剖析解释本不冲突矛盾,更无优劣之分,均是史学构建过程的两个方面,史家因治史理念、侧重等不同各有选择,文史界限之存在自是必然,可言辞之使用则为共通,在维护史学本质的基础上或执其一端或兼融相通,都应被历史研究所包容,毕竟多元方可能造就生机。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现实关怀下的学术实践——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20世纪的历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史学,而转变为问题史学,强调的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和分析.它以受众对历史文本进行多维互动的阅读为基础,以能够激发受众理解当下的生活为主要目的.就历史研究主体而言,"理解"实质上是他或她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关怀方式,研究行为则是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反智主义的探源、梳理和分析,就是建立在对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度思考基础之上的,并较好地处理了现实关怀与史学学术性根本原则一真实性一之间的关系.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二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本文拟就二战后港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相结合的情况作一简单评介。首先，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港台社会科学与史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对这二者所应具之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被称为“采借论”，另一种被称为“整合论”。主张“采借论”的人认为历史学应当广泛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史家建立搜集和整理组织史料的一些架构，提示组织史料的重点，为史家提供较为新颖的课题，促进史家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面的归纳，并有效地解释历史事实，从而系统地进行…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

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重心究竟在其哲学特性还是历史特性,是哲学界深为关注、也争议颇多的重要问题。罗蒂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其背后则是理解哲学的两种原则: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罗蒂提出的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二分法转换为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两种理想形态,二者均面临如何澄清自身的思想语境和哲学观的问题,而这种反思会成为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契机。应保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必要的平衡,既充分肯定哲学的历史性,又不能将哲学史编纂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