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生活为背景,论述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占主流的社会,以人格交换为主要特征,构成经济交换的价格决定因素。进而论述了农村存在特殊的人际关系、民间借贷、农村社保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认为转轨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造就是非正式社会结构日益消退、正式社会结构日益壮大的过程。并对如何整合中国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提出了具体设想。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村法制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对农村法制建设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正式制度的不足和高成本带来的风险,非正式制度同样可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其消极影响指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的功能是负向的,无法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与和谐的局面。民间法更被看重,从而规避、阻碍和替代国家法的实施,甚至覆盖国家法的运作,这样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发展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非正式制度实施与经济社会与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关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将有助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稳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农村撤制村、队为研究个案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政府指导的制度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会遇到一些阻碍。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撤制村、队过程中的一些冲突。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为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农村要大于城市。文章通过对政府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制村、队工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农村组织中良性的非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认同功能可以决定农村撤制村、队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顺利与否,并且这一认同功能在农村中有其特殊的传递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非正式保险制度

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风险保障制度的研究认为,在总体欠发达农业社区,非正式的保险制度存在和运行是合理的;它的效率次于正式保险制度,但在社区风险保障中发挥着重要和广泛的作用.从我国农村社区风险保障制度需求和供给层面分析,非正式保险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论国家控制及其实现手段

国家控制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发展为目的的国家行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它所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呈现出强化国家控制的需求。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控制是必要的,而国家控制的理由正在于其经验价值——维护秩序的需要。就国家控制所及领域和控制行为的属性,可将国家控制的层面分为政治统治层面、社会管理层面和意识形态倡导层面。不同层面的国家控制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     

转型社会的秩序变迁与制度变迁——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

社会秩序的变迁与制度结构的变迁紧密关联,制度结构的变迁括约了社会秩序变迁的过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规则是根本性的,但非正式规则同样参与了社会交易。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和变迁主要由传承、派生和重复博弈三种途径构成,但其局限在于自身的不自足性。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秩序的隐性调节力量,其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正是非正式规则得以生成与演化的内在根据,也是其获得制度生命的根源所在。其中,价值系统是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方向和社会秩序的变迁,使得社会秩序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内驱动力。社会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平衡,形成一种体制性的博弈均衡和相互调和。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村组织管理失效,村庄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失地农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着农村社会组织制度,从而也决定着公共性的走向。集体经济和土地增值收益是当下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需要与农村社会相契合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     

试论非正式制度及其对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 ,影响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非制度化行为规则。它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乡规、习惯等。在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阻抗因素。因此 ,必须建立起非正式制度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传统文化的嬗变与农村社会秩序重建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即由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这个过程离不开小共同体的发展.近代以来,大共同体本位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发生嬗变,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变迁.从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观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家族、礼治的对应关系中分析传统文化嬗变对农村社会秩序变迁的影响,得出凡是能发扬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或承载人性伟大的传统文化都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结论.由这类文化培养的民间精英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将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农村社会秩序得到重建.     

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体系重构的精神健康效应

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社会政策建构与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我国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体系正在逐步从非正式福利供给为主,向正式福利与非正式福利供给并重转型。基于CHARLS2011年的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本文对这一重构过程对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福利供给对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的作用转趋不明显,但家庭精神福利供给的作用弥显珍贵;社区活动场所建设与参加生产性劳动的作用显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的作用明显,但社会医疗保险和国家转移收入的作用却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农村老年福利供给结构的建议。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导向,从社会建设的和谐理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学会和掌握用社会工作理念和专业方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吸引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 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 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 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 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社会工作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其助人自助,维护人的尊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服务,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作用,维护了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具有科学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特征,有助于避免或化解许多社会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它确保机会公平 ,保证起点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缩小结果的不公平。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有必要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理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公正缺失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列举相应的措施,论述如何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