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以俗为雅简论

宋代诗人主张以俗为雅。主要表现是题材上以俗事俗物入诗,语言上运用俗语方言。以俗为雅的常用手段有二：一为雅俗相伴,化雅为俗;一为运用典故提升、转化俗。宋诗以俗为雅,既与诗人多具创新理念有关,也有禅宗等方面的影响。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题材,使诗歌更贴近人生。     

满汉文学传统的化育——路地“以俗为雅”的诗学选择

路地选择“以俗为雅”为其诗学的美学追求。其“小诗”理念,与民间俗文化“大道至简”的审美观暗合。而“小诗”中的微观元素诸如象、境、韵、体也被其表征为“俗物”“凡境”“合辙韵”“民间文艺体”。但通俗表象充当的只是畅情达意的前提或是通向雅致的过渡。路地真正追求的乃是“以俗为雅”,或说“化俗为雅”。通过哲思的贯注、思理融入伦理、心灵真光的照耀,路地营建了理趣、德趣、灵趣交织的雅境。这种俗象加雅蕴、“以俗为雅”“雅俗共赏”的诗艺取向,既是“宋诗美学”的延续,又是满族俗文学的延伸,是满汉文学传统共同化育的结果。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书法艺术中的雅与俗

文章从纵向考察了历史上对书法雅俗的各种论述,结合当今书法创作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关于“雅”与“俗”的再理解

雅与俗是传统的判断文艺的标准。当代,我国社会和经济变革加速,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民对丰富文化生活的极大渴求,文艺现象呈现热闹非凡的局面,我们的批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大众文化和当代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想象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它帮助人们摆脱前现代和现代的非常刻板的二元对立。     

化雅为俗：世俗文化时代的文学演变途径——以《夹竹桃》为中心

化雅为俗是与化俗为雅相对的一条文学演变发展途径,这一文学演变发展途径在世俗文化繁荣的时代最为明显。在世俗文化繁荣的时代,世俗文化的代表们往往以通俗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改造高雅文学,试图从俗文学角度重新定义和建构文学,以巩固其合法性。冯梦龙的《夹竹桃》最具典型性,它展示了通俗文学是如何以其价值观念和标准改造高雅的《千家诗》的,揭示了化雅为俗在文学演变发展史中的意义：俗文学通过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和建构,为文学的演变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王充“雅俗”美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就文艺美学来看,王充提倡以俗为雅,化俗为雅;而在人生美学方面,则尚雅卑俗,褒雅贬俗.从整部<论衡>来看,全书始终贯串着作者"不与俗均"、"不与俗协"的贬俗精神.可以说,尚雅隆雅、刺世讥俗、匡济靡薄之俗,是王充的主要审美追求.在当时,他的这种审美意趣,是极具当代意义的;即使是今天,他的这种审美旨趣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论市场经济与散文的“雅”“俗”分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分化，形成“雅”“俗”分流．二者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呈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从认识和实践上求新求真求美求善，以求得“雅”“俗”散文的互生共进，并存共荣．     

从《诗经》雅、颂篇中的农事诗看农事与宗教祭祀的统一

通过对《诗经》的雅、颂篇中农事诗的剖析 ,可以看出这些上古神话和发育不完全的史诗折射出原始初民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拜土意识 ,这些诗歌是农事诗 ,也是宗教祭祀诗。     

从《诗与生活》看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学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一1929)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不仅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他生前写有一百多篇杂文(论文、书评、报导、演讲、序和跋)和十多篇“虚构的对话和书     

雅：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理想

雅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范畴,它以“天人合一”为其哲学基础,有着超越的本质,并且这一超越是向着真与善的双方向超越,因此它集真善美于一身,为儒道两家所推崇。此外,它又迎合了中国古代文人对生命意味、外在形式的审美追求而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审美理想。     

“狂欢”与“逍遥”——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与庄子逍遥游思想异同比较

从审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庄子的“逍遥游”思想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取向。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二者不同的理论品格，共同的世俗压抑和社会不公又给他们注入了相似的叛逆因子。在他们的性格和理论中，“孤独”与“旷达”并存，“出世”与“入世”对待，“狂欢”与“逍遥”辉映。二者异曲同工，各具千秋。     

近雅远俗话词论

词体天然具备着一种介质的属性,它穿凿游刃于雅、俗间。中国传统词论对词作之雅、俗评判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这属于传统词论的一种生态平衡,除了证明接受美学的多解性,更可从古代文化思想对词论产生的直接影响中找到答案。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论庄子的"大美"思想

“大美”是由庄子最早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美学范畴 ,它在道家美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崇尚“大美”是庄子美学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 ,他的整个美学体系都贯穿着“大美”的思想。在庄子美学中 ,“大美”思想与其崇尚自然之道、推崇淡泊无为的人格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美”的思想内涵包括澹然无极、寂漠无为的自然美品格 ,朴素、本真、天全的真美形态 ,浩瀚博大、雄浑磅礴的壮美境界。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以及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补天与出世——《源氏物语》中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之比较

宝玉和源氏,或缺内心动力,或缺外部条件,都难承补天重任。补天梦断之后,他们不约而同人世求雅,但随着“永恒女性”玉殒香消,两人看破红尘,皈依佛教,由暂时的“坐忘”达到永恒的解脱。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对我国海洋地理教育的影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的生效,对我国的海洋地理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地理教育内容上应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概念重新定位,改革现行地理教材;使国防安全教育有了更准确的空间范围指向;将影响我国海洋法制进程;对海洋资源可利用的范围有了新的界定;使受教育群体多样化;对地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地理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