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与战略选择

就总体而言,浙江制度变迁是与群众和基层自主的创业活动相伴推进的,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内生的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变迁路径。生产力发展优先与制度变迁的次优战略、制度模式的多样性及其融合、经济民主等,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主要内容;巨大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模式的逻辑前提;激励因素较强与交易成本较低,构成了浙江制度变迁的重要推进因素。浙江当前制度变迁推进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均衡,要在继续推进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同时,着力加快宏观配套改革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度模式的选择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发展,要走现代化道路。社会发展必然采取一种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形式,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也只能是市场经济制度。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且从本质上说明“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思想障碍,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当前,因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现代化推进的主要障碍.民族地区要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必须在路径选择上作出新的安排:首先,要强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体功能;其次,要积极引入外部力量,突破“体制锁定”;再次,要更新文化观念,树立科学精神,营造制度创新的良好人文环境.     

路径依赖还是适应性选择: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演进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政府主导、改革强制为主要特征,但是制度成功的演进是"路径依赖"的结果还是"适应性选择"的必然成为当前争论的热点。通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演进是"路径依赖"与"适应性选择"相互糅合的结果,"路径依赖"强化了"适应性选择","适应性选择"增强了"路径依赖"的效率。     

制度供给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价值取向、问题症结与路径探索

制度供给在边疆治理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边疆治理就是国家不断地通过制度供给来达成治理目标的实践。边疆治理现代化对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与要素构造具有内在规定性,既要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适应边疆地方的实际。当前边疆治理中的制度供给存在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制度供给的层次与结构亟需整合,以及制度供给的法理性和现代性与边疆地区文化习俗之间的耦合性需要调适等问题。边疆治理的制度供给需要综合考察制度自身的属性、功能与边疆区域的特殊性,从制度供给主体权威性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结合、制度供给内容体系不同层次与领域制度的耦合与统一、供给方式上强制性和自发性与引导性供给方式相结合等多个方面探索有效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路径。     

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启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持续繁荣与否。中国、日本同为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打破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封建包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改革,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近代化道路,迅速摆脱民族危机,富国强兵,成为亚洲强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虽然引进、模仿西方先进技术,但拒绝从根本上对落后的制度进行改革,而欲从器物层面上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必须首先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性创新,唯其如此,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中国律师制度现代化路径述论

中国律师制度是近代法律移植的结果。回顾该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律师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功用,促进中国律师制度的优化及现代化,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社会主题。     

社会化还是现代化——家务劳动演进的路径抉择与评价

本文对家务劳动演进历程的两条基本路径———家务劳动社会化与现代化的含义、内容、活动方式及结果等,组织了较全面、深入的论证,并对两者的本质性联系及利弊等进行了比较、评析。认为我们需要家务劳动的现代化,使家庭生活、家务管理建立在现代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更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广泛开办社会生活服务业,全面推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进程     

中国公共预算制度:演进轨迹与发展取向

我国公共预算制度的演进与公共财政改革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共预算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正是逐步从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传统预算管理制度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转变过程。近年来,在公共财政改革理念指引下,我国相继实施了多项公共预算管理创新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与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下一阶段改革应借鉴英美公共预算制度演进过程中的规律与经验,并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公共预算改革取向。从总体改革路径来看,我国的预算改革可沿着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路径逐步展开。在近期,还需进一步加强预算过程中的行政控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确保预算执行的合规性与及时性。从发展的眼光看,在完成一系列预算技术层面的基础性工作后,还需要将预算改革的重心适时引向预算规则与预算程序层面。     

产业组织演进的路径分析及其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对当代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产业组织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演进机制 ,最后提出了“企业—市场间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网络组织”是苏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我国现阶段产业组织模式的理性选择的基本判断。     

外部市场、家族企业及其制度演进

通过对家族企业特征的研究 ,可以揭示企业制度演进与外部市场发育之间的关系 ,外部市场 (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经理市场 )的成长 ,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型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 ,也正是这些外部市场的逐步完善 ,使得企业能够在大型化的情况下 ,通过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企业的效率     

经济演化思想的演进与走向

演化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受到早期社会演化思想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社会进化的目的论、方向性和理性决定的思想,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主流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则与反本质论思想的胜出有关。由于继续采用西方传统的社会自然二分法,当前的NEAR演化经济学有明显趋向狭义的态势。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广义演化,它必然突破传统的二分法,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重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众本位的价值取向,使政府治理范式由以政府为中心的管制模式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型。以“顾客”为服务导向,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社会化,公共服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财政体制由投资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     

法制现代化与我国的司法独立

法制现代化意指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变迁,其主要表现是法制价值取向、法制内容、法制功能以及司法的现代化,而司法独立是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独立存在着体制的困境。要实现我国的司法独立,需要从转变思想观念、完善宪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等方面努力。     

农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

农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作者从制约农民现代化的因素入手．提出农民现代化应以提升农民的主体性为起点,突破二元体制的新体制与制度构建为重要保障,通过教育培训的根本途径,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     

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欧洲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现代民族主义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把握民族主义发展的规律,对于一切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民族主义在欧洲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第二个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命起始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余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这样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地区,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在这一区域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趋势及路径选择

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格局下,资本市场面对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和压力,同时也存在参与国际竞争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巨大发展机遇。面对金融全面开放的“双刃剑”,中国资本市场应积极应对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创新资本市场体系,注重市场基础建设,强化国际资本流入的可控性与金融监管,加速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