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旅游者的身份体认--以《美食家》为例的苏州文学旅游论析

文学旅游已经成为当前文化旅游的一个亮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经由文学作品而生成的对旅游目的地的想象与渴望，并付诸实践的旅游行为，不能不说是文学作品引发的文化认同与旅游者身份的再建构。江南文化的优雅传统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士阶层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身份体认，以及小说依托江南士风的地方感的营造，使《美食家》成为理解与规划文学旅游的典型作品。     

论张抗抗作品主体意识的流变

张抗抗的文学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在这三个阶段，体现在作品中的主体意识也有所不同。本文按照三个阶段，结合该时期的作品，对主要文学形象进行详细解读，对张抗抗作品主体意识的流变做了初步的探讨。     

新移民文学的原罪与原味——重评《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及其历史影响

《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是新移民文学早期的“经典”作品。两部作品凭借“群选经典”效应建立了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坛、国内读者、文化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为市场化的操作手法,两部作品给新移民文学的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原罪”）,同时,在写作上,它们也开启了新移民文学自叙传小说、世俗品格、代际特色和移民情结等鲜明标识（“原味”）。多年来,新移民文学一直沿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开辟的道路前行,摆脱“原罪”“原味”的束缚,以主体意识乃至间性意识努力超越,这将成为新移民文学保持个性、继续繁荣的关键。     

《野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

许多文学流派都可以在易卜生的后期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相通的东西。《野鸭》是易卜生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之一。该剧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也有象征性的成分。易卜生通过这一部作品为现实主义戏剧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日常生活的皈依——70后作家“寻根”刍议

以四位70后作家的五部作品《多湾》《叶落长安》《叶落大地》《朱雀》以及《耶路撒冷》为例,探讨这部分作品的"寻根"意识。区别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些诞生于新世纪的"70后文学"通过重塑时间、生产乡土以及重述家庭史,将日常生活"赋魅",从而塑造出"新的意识形态",并最终指向"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夏目漱石的自我认同及其文学认同——以《草枕》为例

夏目漱石成长于文明开放与自我苦闷的环境中,他的思想体现了东西方人文思想的融合。在《草枕》这篇写生文中,夏目漱石寻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份认同,更是一种立足于汉学与西欧文学比较下、更为深入的、日本传统文学上的认同。     

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英国归属”认同政治的批判——论《撒旦诗篇》与《砖巷》中的族群归属书写

移民问题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英国官方针对移民提出的“英国归属”认同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萨尔曼·拉什迪与莫尼卡·阿里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表的作品《撒旦诗篇》、《砖巷》中,对穆斯林移民寻求文化归属的经历进行了书写。两位作家从移民族群的角度出发,对官方三种“英国归属”认同模式中存在的“排斥”逻辑和“强制同化”逻辑展开批评,以他们为代表的英国族裔文学开拓了建构以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英国民族认同的可能性。     

从编辑角度看90年代《上海文学》

从90年代文学与编辑面临的文化语境、编辑的多重文化身份及编辑行为、编辑批评等三方面考察90年代《上海文学》,可以看出其独立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立场,以及敏锐的编辑批评视域。     

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当代小说"语言实验"刍议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一次文学语言的革新浪潮,我们称为“语言实验”。文章以这股浪潮中的小说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精神和语言本体两个层面,分析了语言实验意义所在。     

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

理论和历史实践表明股份制是“个人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个人所有制”特征在股份制这种经济组织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个人所有制”理论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现象,也为我国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造指明了方向。随着股份制在西方和东方的普遍建立,马克思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科学预言正在冲破传统观念束缚而变为现实,并逐渐显示出其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论"文化寻根"小说的渊源及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寻根"小说既是国际国内的文化思潮冲击的结果,又是文学自身逻辑演变的产物.它或从民族与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中发掘民族文化积淀,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撑,或从民间文化的历史遗传中探测现实生存的文化秘密,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寻根"小说是渗透着当代意识的民族寓言,它所采用的文化视角扩展了文学表现的角度和领域,促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学景观的呈现.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中的“爱情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书写突破了重重的禁区,其中“爱情理想”因承栽着伦理道德、人生理想等诸多内容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意蕴。8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致使文学与其他非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文学主流话语对“爱情理想”的影响尤为突出,也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生

"和平演变"政策又称"演变"政策,是冷战年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该政策思想随着加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完善,并先后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有了初步的实践,最终以1958年NSC5811/1文件出台而宣告最终全面完成.其最初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的,以后逐步扩展成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     

论"安乐死"的构成要素及道德冲突——基于医疗领域内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医疗干预

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即法律上应予以合法化的"安乐死",是指在医疗领域发生的,由医护人员来实施的,由疾病患者所要求并且由疾病患者来承担的,旨在无痛苦地解除患者痛苦并且该目的之实现在技术和操作上是可行的一种人为致人死亡的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安乐死"之所以为社会所广泛关注和争议,除了"安乐死"在具体实施方面的有关困难和风险之外,就是因为它必然地涉及各种尖锐复杂的伦理关系,并深刻地蕴含着来自人类若干普遍性道德原则的价值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