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灵魂的自我剖析与展示——解读鲁迅《野草》的色彩意象

翻开《野草》,全篇色彩瑰丽奇幻,红色、白色、黑色、青色……构成了《野草》艺术世界中独特的色彩意象体系.鲁迅笔下象征性色彩形象的选择和色彩意境的营造,不仅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的风貌,而且传达出作者在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体验和感受.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艺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九种形态。（一）最先觉醒的叛逆者、莫新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和”“疯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鲁迅笔下的“猫头鹰”及其他

鲁迅把猫头鹰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 ,分别在《秋夜》和《铸剑》中塑造了为“争天”而呐喊和带剑去“杀天”的猫头鹰的战斗形象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骚》与巫风“性”文化

《离骚》与巫风“性”文化《离骚》作为长篇抒情诗，表达了抒情主人公上下求索、忠贞爱国的悲剧情怀。但是，《离骚》中屡屡出现了用以寄寓情感的花草美人，自拟弃妇、婵媛女、宓妃、女、二姚等象喻符码，弥满着浓烈怪异、引人注目的性意向内容。如何理解阐释这些性色彩的...     

鲁迅《故事新编》人物形象性心理解读二题

鲁迅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从性心理视角阐释他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人物形象,会产生更多的阅读愉悦和体会.《补天》中女娲健美性感,精力旺盛,欲求不满,移向创造与救世.《奔月》中嫦娥奔月并非由于“同甘不能共苦”,而是因为“寂寞”;后羿深爱并娇宠嫦娥,适得其反,在大爱大憎中走向英雄末路.鲁迅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其小说的性心理运用,揭示了人的“灵魂的深”.     

惊破红楼梦里心

蔡京《咏子规》一诗中有两句说:“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第二句恰好嵌入了《红楼梦》书名三个字,被红学家引为谈资.曹雪芹能诗善画,对唐诗十分谙熟,据说,他的诗作属于以韩愈、李贺、卢仝等人为代表的险怪一派.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近似于唐诗的隐喻、境界或情节.卢仝在《与马异结交诗》中,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大意说:“神农氏画八卦凿破了天,伏牺氏的妻子女娲便炼石补天,补了三天便不回婆家去了,而是跪到月亮里去放老鸦,养虾蟆.天公一怒之下,把她化为龙蛇.神农氏急了,便合药想救女娲.天公又罚神农氏去拉“元气车”.结果天地之“元气”中了药毒,降世生为马异.这个马异在世上,就象是“千岁万岁枯松枝,半折半残压山谷.”而卢仝与马异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白玉璞里凿出相思心,黄     

鲁迅早期艺术世界的图腾——彷徨

从鲁迅《故事新编》中以庄子为主人公的小说“起死”直指“庄子·达生”来解读“彷徨”作为“其状如蛇、两头、五采”的动物舞义的象征性；探寻鲁迅亲手绘制艺术世界图腾的思路轨迹。     

论茅盾和他的“时代女性”

在“五四”时期,写女性的从苦闷到觉醒然后又陷入苦闷,寻求人生的真谛,已成为作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更为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五四”女作家群的小说。鲁迅《伤逝》的出现把这一主题引向了深化。到茅盾《蚀》的发表,新女性的形象从作家们一个又一个典型现象,发展为“时代女性”群的形象。嗣后,茅盾在短篇集《野蔷薇》、《宿莽》,中篇《路》、《三人行》、长篇《虹》里,续续着力塑造了“时代女性”的系列群象。也可以说,茅盾在他早期的     

论《野草》中的家园情结

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文本”的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代表。它是一位中国作家作为“现代灵魂的受难者”的独白 ,现代性是其标志和显著特征。本文试图透过《野草》中诸多奇异而深邃、朦胧而引人深思、绮丽而发人深省的寓意性、理念性的意象和种种凄艳、奇诡、新鲜、形象、独创的象征 ,来分析一下鲁迅这位伟大的先觉者在《野草》中所透露的“家园”情结———对故园的思恋、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和对传统的回归。首先是《野草》中的“故园情结”。应该说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 ,爱憎交织 ,很难一言以蔽之。在现实层面上…     

神·半神半人·人——试论《故事新编》中英雄人物形象艺术风貌的历史演化

<正> 一在《补天》(一九二二年底)里,女娲依然是一尊神。我说“依然”,是说,远在上古神话里,女娲原本就是一尊神,《淮南子·览冥训》及《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朝应劭《风俗通》皆有记载。但是,由于记载的简略,女娲的功业尽管昭彰,而她的形象却实在是模糊的。假如我们把上古神话里的女娲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欣赏,则不管我们怎样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怎样搜肠刮肚地启动我们的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补充和再创造,而女娲,在我们的艺术欣赏的天地里,怎么也活跃不起来,鲜明不起来。因为上古神话原本就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条件和余地。     

论《海的女儿》中关于红色的隐喻

在《海的女儿》中,红色是承载了丰富的隐喻功能的色彩,它对凸显童话主题起到重要作用。在小人鱼游历三界的历程中,与红色相连的意象分别象征着热情与欲望、自我牺牲、基督教信仰。在《海的女儿》中,安徒生提出了“爱是什么”这一问题,每一次出现的红色意象都是对爱的内涵的解答,而答案也随小人鱼不断上升的趋向逐渐深入。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试论《雷雨》的神秘色彩

本文首先分析了曹禺剧作《雷雨》始终表现的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其次探讨了《雷雨》表达出来的深层语义，使它带有现代主义色彩。最后论述了《雷雨》又是一个神话祭礼的世界，一个原型象征的世界。因此曹禺的《雷雨》不仅是仪式性，也是象征性的典范。     

"民间"的嬗变——"鲁迅话语"与当代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重构

1949年以后,“鲁迅话语”在绍兴戏曲的女吊形象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改”中的绍剧《女吊》和九十年代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腔《女吊》是两则典范。二者创作理念迥异,却均由官方与知识精英联袂打造,并借由“鲁迅话语”创造出走向鲁迅《女吊》背面的女吊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为“民间”资源注入的“自我”内涵,先后被置换为“人民性”和“民族性”,而鲁迅借以省思权威话语、重构自我精神的民间资源,成为制造新的集体话语的某种途径。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狂人”论

一我想从鲁迅《狂人日记》和果戈里《狂人日记》中两个狂人形象的比较谈起.鲁迅笔下的狂人究竟是什么形象,自作品问世七十年来论者见解一直分歧,真狂、假狂说,战士、英雄亦或普通人说,初步觉醒的叛逆者、思想倾向进步说,狂人与战士统一说,象征形象说等等,至今难以一致;     

《呐喊》《彷徨》“寡母”形象研究——以单四嫂、祥林嫂为例

鲁迅先生在《呐喊》和《彷徨》中,通过对以单四嫂、祥林嫂等多个“寡母”形象的塑造,充分揭露出旧社会中的“寡母”、甚至妇女、甚至整个“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但在小说中,他往往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至于对于这些问题更深刻的剖析和改善的设想的工作,则是通过杂文来实现的.     

略论近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种“他塑”

我国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他塑”所呈现出的艺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联系着社会深层文化精神的蜕变状况.新时期之初,张弦对存妮、周良蕙、傅玉洁、孟莲莲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创造,鲜明集中地显示出主体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主流文学中形成的妇女解放主题的回归与承继,映现出创作主体的一种拯救的精神姿态.这种精神姿态随着作家主体意识中文化观念的自觉与强化,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古华的《贞女》、陆文夫的《井》等小说对女性命运的描述之中.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冲突的加剧,作家主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感的冲突,使他们特别倾心于从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构成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获得文化心理的平衡,象路遥笔下的刘巧珍,贾平凹笔下的小月、小水,谭谈笔下的金兰等等,他们作为纯粹精神存在的象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