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

多年来,管理的概念常常被看成是与国家行为的效率和效益相关的广泛问题的一部分（斯托克,１９９５年）。管理理论不仅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研究统治和权力的行使,而且被用来探讨治理取得最高的社会效率的方法。从而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均日益增加的世界里如何更好地管理社会。治理理论把对可管理性危机的研究作为出发点,断言种种解决办法正在出现,并且可能是对当前各种问题的最佳处理。第一个问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它包括积极分析以及规范的和／或意识形态的分析,二者交织,难解难分。这一术语新近获得了无所不包的…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现代国家是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多中心共同体,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治理之道。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回归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上去,理顺个人、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确立政府治理、市场决定、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的治理方式、治理成本与治理绩效

国家的治理有人治、德治、法治等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都是要耗费成本的。对既定的政治理想的贯彻和有约束的治理绩效来讲 ,通过对不同治理方式的成本比较而选择最佳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组合 ,是治国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换言之 ,治国者为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必须在人治、德治和法治等不同的治理方式及其治理成本上作出选择 ,以达到国家的治理成本最小化和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这样看来 ,国家的治理模式的选择在宏观上和抽象意义上便可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同国家治理方式及其涵义界定治理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包括人治、…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湘江战役精神数字化传播：价值、困境与路径

湘江战役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包含着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丰富内涵。湘江战役精神蕴含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根”,也有革命精神的“魂”。数字赋能湘江战役精神能够展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形象,为民族复兴注入新的精神动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赓续传承红色文化,加强国民理想信念教育。现阶段湘江战役精神数字化传播仍存在传播主体的认知偏差、传播内容和载体有待完善、数字化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创新数字化传播载体、加强传播人才的培育和建设,为湘江战役精神传播拓展新思路和新策略,助力湘江战役精神数字传播高质量发展。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治理技术路径.大数据智能化对践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助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助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的大数据智能化,面临着技术和人才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嵌入和融合问题.树立战略思维、构建共享体系、建立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反思与标准研判

在"治理"与"现代化"的场域和"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回顾和反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性价值,可以见之,它以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关切,诠释了"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而唯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意义、民主诉求与法治主张取得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操作者的共识,作为国家改革总体目标和民族精神追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完成其"治国"的历史使命。     

党的政策、党内法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协同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党的政策和党内法规并非与现代治理的法治化要求相违背,相反两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政策的宏观性、灵活性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是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与法律保持一致,从不同维度参与国家治理。党内法规的纪律性、法律性通过作用于党的治理,科学地、有效地参与国家治理。无论是党的政策还是党内法规,都与国家法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法治治理逻辑下协同作用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以此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家治理的现实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洛克和卢梭的政府理论的理解,阐述国家的起源、政府和法律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及意义,并主要关注恩格斯关于国家及国家治理的理论诉求。结合目前我国所面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说明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现代国家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德治与法治是统一的社会治理过程,欲致国治,必先治德,这是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规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治与法治统一的规律,大力弘扬科学理性,大力张扬法治权威,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实践创新,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引导到推进科学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上来,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