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国家”的构建：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以乡村生活治理为讨论中心

“生活国家”的构建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预和保障民众生活的主题，贯穿于从传统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国家建设过程。传统中国和民国时期，因国家能力较弱、干预方式不当等原因，国家的乡村生活治理成效甚微。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以实现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并将农村农民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之重点，构建了系统性的乡村生活治理模式，通过理性化的顶层设计、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充满韧性的调适能力，不断推进乡村生活治理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生活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将生活治理置于中国国家形成与建设的大历史视野中去考察，有利于拓展生活治理的研究视野，丰富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知识体系。     

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分殊

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分殊丁素（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不同的区域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民族习性，形成了中西方个性迥异的思维方式。就整体而言，两者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从思维方式的构成到属性，从结构到习惯、到思辨方式等，都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明显分殊。这种差异更多地...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当代政府治理视阈下“有能力”与“有限”间的平衡逻辑——兼论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之构建路径

治理能力以具备权力为基础,而控制政府权力是“有限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西方传统语境中,政府“有能力”与“有限政府”两个目标间难以平衡;即使有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提倡,政府也不占据优势位阶。伴随当代治理问题面临多重危机,过度强调限制而忽略政府能力建设的观念已不再适用。经考察,政府“有能力”与“有限”的对立根源于西方社会的有限政府理论传统,具体指公民社会理念、社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史与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与之相比,结合了特色政党制度和治理经验的、具有统合与平衡气质的中国之治更为契合“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内涵与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赋能化和治理理论的“去普适性”。     

“评估国家”:21世纪行政国家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风险社会治理和公民意识觉醒对评估提出新的要求,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评估国家”应运而生。评估国家由传统的行政国家孕育而来,是行政国家发展的新趋向,对传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产生挑战;同时,它也凸显诸多新特点,是国家转型的重要呈现,应该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去探讨。评估国家属于国家建设层面,是在民主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提炼国家的治理能力。它从公权使用、责任承担、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着力,通过评估提升国家权力的运作绩效。评估国家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把管理形成风格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使得评估的力量被成倍放大,与治理场域中的能力、权力、控制力等相互作用,形塑不同性质的影响。     

从统筹兼顾到统筹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路跃升

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都会遭遇“好事不会同时发生”的困境，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治理能力的边界性与发展任务多元化、治理需求扩展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摆脱现代化困境的中国式道路，其核心理念就是“统筹”。从“统筹兼顾”到“统筹发展”再到“统筹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理路的不断跃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型。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则。在中国，统筹治理要发挥党的领导的确定性以应对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

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政府治理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之分,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入手,对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提倡一种“嵌入式”的结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路与理论逻辑——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十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描绘了未来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直到党的二十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不断深化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可以看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产生与职能”学说、“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与国家”理论、“三个共同体”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述。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与社会道德范畴扩展到人与自然道德范畴,它提出人对自然界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理性批判。儒家思想自古就包含着原初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宋明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朱熹丰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刻地生态伦理思想,例如以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理一分殊是格物致知的理论依据,格物致知是理一分殊的实践原则与方法,以“公而仁,仁而万物一体”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提出以生论仁,仁作为“心之德,爱之理”以及仁的实现是一个克去私而后公,公而后仁,仁然后万物一体的过程。这些都符合今天的生态伦理、以人为本等社会倡导,因而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基层清单治理的价值证成与适配异步

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和权力实践。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浪潮”中兴起的一项重要工具,能够帮助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之间的治理关系边界,为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单元供给了“可视化”“精细化”“联合化”“共治化”四大价值证成。同时,清单治理也遭遇了“泛技术化”适配困境：形式化、内卷化、碎片化、越界化。因此,如何完善清单制,让更为科学规范的技术治理适配上多元的基层治理场景,使技术治理可以继续透视、引导、重构、平衡社会转型中的各方治理力量。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能力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选择

现代化进程中,"先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国家政府的能力发展具有规律性,它们拥有不同的战略选择与进程阶段,呈现出类别化的分殊特征.这些一般规律,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强势,对于与之有显著"时间差"和治理问题境遇迥异的后发现代化中国,其理论意义在于,在充分体认现代化阶段、国族建构与民主状况、官僚制发育以及政府形态之中西差别的前提下,能够为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发展提供一个借鉴的能力规划和构造设计理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初步探讨了转型期中国政府能力的需求与供给,并提出了政府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东西方哲学的殊途同归

西方传统的思想家们力图通过“是者之所是”来把握“在者之在” ,成就了主体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 ;而中国传统的思想家们则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中去领会“在者之在” ,成就了以“自然”为最高原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化的认知结构与主奴二元化的社会结构是相伴而生的。因而 ,克服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然会彰显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真谛和价值。     

作为漂流资源的个人数据权属分置设计

在大数据时代，为兼顾数据安全和数据利用，隐私计算成为助推个人信息匿名化的通行操作。个人信息匿名化剥离了个体可识别性，形成“个人数据”。隐私计算在破解“数据孤岛”的同时又形成了“数据群岛”困境，制约了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市场发展。从根本上化解这一困境需要明确个人数据权属。然而，个人数据权属问题在实践与立法中或与个人信息权属混同，或被留白处理，值得深入研究。在数据流动的链条上，个人数据表现出一种多向度、零许可流动和嵌套式增殖的漂流资源特性，蕴含着公共资源禀赋、集体人格利益和开放性财产利益，理应由全社会公有，其权属配置应采取“国家受托—社会用益”的二元分置思路。“国家受托”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要求、国家治理的必需和应急管理的必要而享有的飞行检查权、算法共享权、读取使用权等权能，“社会用益”应从建立两级用益权制度出发，通过在地化转换、共建式开放、强制性开放的途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