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

二十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得益于《清议报》，译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开始，而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思想更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来译介知识的影响下，清末中国人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成因、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更成为其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后，中国人将自身所面临的境遇与外来词语相结合，阐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论争中，夹杂进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在从译介、认识到话语利用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渐趋多元与复杂。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自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以后,几百年来,在一些西方人的头脑里,不时忽隐忽现地萦绕着“黄祸”的幽灵.到了近代,尽管许多东方国家都处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侵略的境地,但一些欧美国家里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依然经常大肆宣传各种离奇的“黄祸论”.他们在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黄祸”神话的同时,又鼓吹用武力入侵、向东殖民、传播基督教等各种恶毒办法,来阻止中国的复兴,使中国永远沦于愚昧落后、贫穷衰弱的境地,以此来防止所谓的“黄祸”.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直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和设计建国方案的整个历程,恰好就在“黄祸论”最泛滥的时间;而他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始终是为了复兴中国,这就与“黄祸论”者处在尖锐的对立地位,他不可能对“黄祸论”的种种叫嚷置若罔     

沙俄与黄祸论

一、黄祸论是怎样出笼的?“黄祸”是一个帝国主义口号,所谓“黄祸”,顾名思义,就是黄种人的祸害.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一个魔怪;是一股祸水,危及欧洲白种人的生存.19世纪未20世纪初黄祸论曾喧嚣一时,其实这是帝国主义者蓄意制造出来的,它只不过是德国和沙俄互相勾结,联合反华的产物.1895年的夏天,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并找来德国第一流画家、卡塞尔美术学院教授克纳科弗斯.将画稿润饰加工成一幅政治寓意画.画面由阵势分明的两个部分组成,右侧有一个象征中国的佛佗,他骑着龙,扬起熊熊火焰,张牙舞爪地要向西方突进.左侧有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及其世界责任观

孙中山从"黄祸论"的实质、中华民族爱和平的天性、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等方面,对"黄祸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只有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世界和平才更有保障;必须发扬中华民族济弱扶倾、抵抗强权的传统美德,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百年梦呓──“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透视

百年梦呓──“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透视吴建国自上个世纪末叶起，西方世界就流行着一个针对中国人的谬论──“黄祸论”。其主要论点是说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对欧美白种人构成了全面的祸害与威胁。由于鼓吹者们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因而使这一谬论流行长...     

列宁与义和团反帝斗争

八十年前,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大风暴.包括沙俄在内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联军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整个西方资产阶级及其舆论工具歇斯底里的狂呼胜利,再一次制造了所谓“黄祸论”.就在这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俄历十二月十一日),列宁在亲手创办的《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不朽的《中国的战争》.这是列宁关于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 十九世纪末年,资本主义各国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疯狂地掀起瓜分的     

近代以来“纸老虎”概念的渊源流变、话语构建和多重运用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但其最初本意一直延续。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纸老虎”大量出现在政论家的话语表达实践中，指称不同的革命对象：清政府、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将其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成为“纸老虎”语词的核心指向。“纸老虎”表达了民众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同时也是动员国民抗战到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话语斗争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系列论断，系统深刻地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     

论南京政府被迫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

一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则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炮制了伪“满洲国”。东北的沦丧，使中国１...     

斯大林关于东方发展的若干概念和话语

斯大林鉴于东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出了"不要忘记东方"的话语,鉴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周边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光明来自东方"的话语.他根据当时东方一些国家政治生活的不同特点,分别提出了"苏雏埃东方"和"殖民地东方"的概念.他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性质,提出了"东方帝国主义"的概念和必须反对东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将中国革命与土耳其的革命作对比,认为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话语转换”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谈“中国梦”的话语效果

话语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从话语体系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创新性地转换为“中国梦”，不仅符合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要求，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梦”还赋予了共同理想更丰富的内涵，其典范性必定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走向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凭添更多光彩。     

后殖民理论再审视——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起点

后殖民理论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学界，是以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为突出特征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权力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后殖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巴基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专著Orientalism（...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 中国出场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出场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该话语体系植根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华民族艰难探索的具体历史语境,并因典型的差异特征,在与众多同时在场的话语体系相互交锋的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出场路径,其出场形态在从隐匿到彰显的过程中,又可详细划为“文本形态”与“理论形态”。从五四运动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依然“在场”,并会在未来持续“在场”。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研究》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9年)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表征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建构者。该书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发展”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分析,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发展历程进行解读基础上,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变迁的轨迹。在综合内部和外部社会语境下,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目标、基本策略,预测话语发展趋势,从而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该书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初步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理论体系,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有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     

帝国主义神话的营构——论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

《吉姆老爷》中的吉姆是一个帝国主义话语操纵下的文本人物。帝国主义话语为他编织了自我理想。吉姆在“帕特那”跳船事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种理想的脆弱性。帝国叙事者又借助话语的力量为他创造了一个文本境界,在那里他的帝国主义想象变成了“现实”。但是,小说中有意识的文本性又让读者体会到叙事背后的欲望与强权,从而对文本的虚构性产生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拉德在参与建构帝国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对帝国的未来建设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和忧虑。     

布哈林与列宁关于“民族问题”争论研究——兼论列宁对布哈林“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批驳

布哈林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的口号是空想的、有害的，要实现则更是不可能的等“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思想。列宁在指出布哈林民族理论错误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民族观点，提出“民族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帝国主义时代依然有民族战争，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和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等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巴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纯文学”的反思——几则书抄和感想

“纯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支撑“纯学”这个历史概念的有一套不断变化和“完善”的知识体系。当然可以说这套知识体系是一种话语实践，但在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语境下，在“自恋和自虐的”学院式化研究的呼喊带领下，话语与权力，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已经铺设了快捷的直通车。要登“纯学”之“堂奥”，“窥其境”，     

“回到政治本身”：对墨菲政治哲学的解构主义政治现象学解读

按照墨菲的理解,政治应该有独立的实践空间和场域。政治实践不能还原为党派和集团之间的阶级经济利益之争,政治领域是独立的抗争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同话语都在进行领导权的争夺,这些话语都在争夺一个并不存在的政治主体位置。在这种不同话语的抗争中,每种话语都在与其他话语发生竞争性对抗,并把对手作为“构成性外在”构造自己的认同和身份,获得自我的偶然同一性和暂时的稳定性。这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活动就是墨菲所说的“政治性”和政治存在本身。这种政治存在是正在发生的抗争活动,是政治现象学的、活生生的 “生活世界”。它需要墨菲所说的解构主义的“再激活”和由“政治回到政治性”现象学还原才能获得,它们打破了现有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所形成的概念“沉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哲学对“政治性”和“抗争性”的生活世界即“政治本身”的遗忘。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