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灭越的年代

近年考古研究有两个问题牵涉到楚灭越的年代,使战国史上这一争论已久的课题重新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一个问题是楚国范围内越王剑的屡次发现。早在三十年代末,湖南长沙就出过越王剑,后来在湖北江陵,河南淮阳等地又陆续发现多柄。特别是江陵望山一号墓所出越王勾践剑,珍贵逾常。不少学者认为这么多越王兵器在楚墓中出现,应为越国被楚吞灭的结果。因此,楚灭越的年代可作为估计这些墓葬时代的上限。另一个问题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其一号墓出土中山王鼎,铭文间一段,释者多读为:“昔者吴人并粤(越),粤人修教备     

国学大师与《台湾通史》

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国学大师张继、章太炎、徐炳昶等人阅读《台湾通史》,对连横的史才、史学、史识颇为推崇,撰写文字,大力揄扬《台湾通史》.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商务版《台湾通史》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晓.     

富兰克林《自传》与实用主义精神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以“有用性”标准衡量一切事物,宣扬了一种功利思想下的个人追寻。这种以实用为标准、以个人为中心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富兰克林的实用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现代人精神生态危机的写照--读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

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以简练的笔触呈现了现代美国中下层平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孤独、苦闷、软弱，因为他们存在于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疏离化的世界中。卡佛的这部小说集让我们看到精神生态失衡的可怕后果，更为我们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论《越绝书》的文化整合意识

《越绝书》作为越地越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它以宝贵的文本载体形式,记录了大转折时代——春秋之于越的历史。对于《越绝书》,从作者、版本、内容等,前贤近哲多有研究,成绩斐然。笔者关注的是《越绝书》所透露出的文化整合意识。认为,作为一部最早的地方区域史著,《越绝书》既有彰显越国文化精神的一面,也有吸收、认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主流文化的一面,其间透射着以主流文化价值观整合越地思想文化的认识与努力。     

《三十三勇士》与《江格尔》之比较研究

文章将卡尔梅克历史传说《三十三勇士》的结构、情节、勇士的名称和数目以及某些特殊的母题等与《江格尔》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认为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以像卡尔梅克《三十三勇士》等历史传说为基础、产生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中。     

面对精神自戕的诘问——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比较

长篇小说《物质生活》与《沧浪之水》同时发表于2001年第1期的《收获》和《当代》。前者侧重于市场经济对诗人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后者直面当下官场宦海中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两位主人公都忍受不了生存中的苦痛和挣扎,为了某一种美好情感,放弃精神信仰而在世俗生活中大获成功,但极其相似的是,精神自戕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虚无,不堪忍受的心灵折磨,生不如死。那么,到底做怎样的命运选择呢?拿什么来拯救这些人的灵魂呢?     

《史记》与民族精神论纲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士林探讨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记录这一统一 过程,形成与积淀民族精神的正是《史记》这一不朽的文化巨著。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通过记 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圆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 实践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扬

毛诗《序》、《传》的基本思想和批评形态,都体现盛世文化精神。毛诗《大序》以“六义”为核心,形成了系统,条理的诗学结构体系,体现出与大一统精神一致的诗学整合的文化追求。毛诗《序》、《传》以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阐述原则,为理论座标,形成融汇古今、贯通家园的诗学情感论。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也得到真正的落实。《毛传》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

本文首次尝试从休闲研究的视角探索《红楼梦》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休闲学具有一致的终极指向与核心价值,是进行这种探索的理论依据。文章阐述了《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三方面基本内容,初步揭示了它们所蕴涵的休闲学意义:个体休闲的实现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导致的休闲实现之差异,表明休闲具有深刻的人文性;与一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相适应的休闲方式,既具有变化的时代性,也具其审美的永恒性。从休闲学视角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能使我们更具体了解这种悲剧精神所体现的对人自身、人的幸福、命运的思考,认识这种思考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又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以人的自由为指向的休闲生活对于人类生活、幸福、命运的意义。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论鲁迅《铸剑》之于莫言的意义

在莫言的鲁迅阅读史和文学阅读史中,对于《铸剑》的评价最高。鲁迅的“铸剑”描写对莫言的“打铁”情结影响深远,“铸剑”是叙事的缘起也是显示人物命运的有效载体,“打铁”是叙事的语境也是延伸人物命运的有效场景。尤其在《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中,不仅有外在形式的移植,更有内在思想的启示。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生命主体从“生”的“对立”到“死”的“一体”,从“复仇”起始至仇恨消弥,实现了对“复仇精神”的阐释、解构和发展,而其中又深刻蕴含着对“自我”的“憎恶”。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论高校学报的精神内涵——以《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为考察对象

中国高校学报的精神内蕴是对学术不懈的追求。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学桴》、《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等期刊都以追求学术为精神旨归。在近现代知识者看来,学术精神实则等于科学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实则与振兴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关联。以《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为例,它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发表那些具有"真研究"的学术文章,把追求科学精神的倡导落在实处。同时,为培养新人提供帮助。     

勾践铜剑和楚越关系

驰名中外的越王勾践青铜剑,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江陵县望山一号楚国贵族墓中发现的。剑全长55.6厘米,剑身长47.2厘米,把长8.4厘米,剑格宽5厘米。圆把中空,近首处略粗大,近剑格处较细小。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十一道圆圈。剑格的正面用兰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花纹,剑身满饰黑色的碎锦式花纹。在剑身近格处有两行八个字的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由此得知这是越王勾践的青铜剑。它虽然深埋于地下二千三百多年,但至今还保持着耀目的光泽,显示了我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这把中外享有盛名的越王勾践剑,经科     

论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

由于现实的巨大变动,鲁迅在一种怀疑精神的驱迫之下,由对历史和现实的否定,走向了对启蒙、人生及其价值的怀疑,走向了对自我力量的怀疑,他的自我分裂了。然而,鲁迅惊人的意志品格体现在: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于是在一种决绝的寻找中,在一种悲剧性的承担中,鲁迅力图确证自我,并进而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他的自我重新聚合了。——这整个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炼狱般的过程。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书写——重读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

王立纯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突破了以往大庆石油文学宏大叙事模式，通过书写“铁人”群像的个体灵魂对话时代精神，发掘铁人形象的坚韧品格与柔软心灵，追寻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涅槃，以“小我”的生命体验去揭示人性之美，重构石油会战的文化记忆，全新诠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时代价值。重读这部作品会发现，其所阐发的历史幽思、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蕴已经超越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它不仅是历史记忆的重新书写，而且是心灵意义上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学重构，更是对大庆红色石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解读《〈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哲学”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阐述了其对哲学的基本认识，并且通过对哲学的表述把他的哲学观与康德、谢林等人的哲学观区别开来。黑格尔的“哲学”既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想象的产物，也不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客观精神自身运动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本体论、辩证法和方法论三者的统一；是孕育了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