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错误定价与公司并购:研究述评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不断发展,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并购动机、并购支付决策以及并购经济后果三大方面展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往研究发现股票错误定价对并购活动的发起与终止具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股价高估驱动并购和市场迎合驱动两种并购理论来解释公司并购动机。并购支付同样受到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现有研究关于错误定价对并购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而在并购溢价合理性的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并购经济后果方面,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股票错误定价对并购财富分配的影响,并结合协同效应考察了错误定价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股票错误定价与公司并购研究现状下存在的争议问题与不足之处,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减持新规能提升股票定价效率吗?——基于交易预披露视角的分析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内部人减持行为，证监会于2017年5月修订实施了减持新规，规定内部人必须预披露减持计划。从内部人交易预披露视角出发，选取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减持新规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持新规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效率；减持新规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投资者搜集信息并参与交易来提升股票定价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减持新规的政策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的公司中更强。研究结论表明，进一步完善内部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能有效规范内部人的违规交易，也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提高市场发展质量。     

支付方式、公司治理与并购绩效

将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深层次因素来研究不同支付方式影响并购绩效的传递效应.发现股票支付方式对企业并购绩效改善要明显优于现金支付.这一方面是由于股票支付方式优化了股权结构,提高了股权制衡度;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使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提高,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监管作用.     

并购绩效与信息不对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以公司股价异质波动率度量并购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分析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方获得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显著大于零,相对现金支付的并购,支付股票的并购绩效较大,并购目标规模也较大;信息不对称与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存在负相关;信息不对称对现金支付和股票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且现金支付下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显著低于股票支付.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市场时机理论",投资者不会以支付方式来判断并购的"好"与"坏".文章还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起并购的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的特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AH股条件资产定价研究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造AH股市场综合情绪指数,再运用条件贝塔参数随着投资者情绪和公司特征值变化的两阶段条件资产定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入投资者情绪的条件定价模型,AH股定价的规模效应变得不显著,A股定价的B/M效应显著性明显下降,因此投资者情绪可以帮助定价模型捕捉股票定价异象,但A股定价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程度强于H股,不同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影响程度差异是导致AH股双重上市公司同股不同价的原因之一.     

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引入研发创新和分析师关注检验二者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企业环境责任会促进研发创新,研发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环境责任促进分析师关注,分析师关注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发现了企业环境责任—研发创新—企业价值、企业环境责任—分析师关注—企业价值两条实现企业环境责任转换为企业价值的路径。文章将丰富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并对企业环境责任和创新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家族控制程度对上市公司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引起投资者对其股票估值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问题在现有家族企业研究文献中鲜有涉及。基于我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样本的2009—2017年度数据,从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敏感度的角度,分析了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的增加会加剧上市公司股价的情绪效应,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更为敏感,而且公司规模越小,账面市值比越低,则其股价情绪效应越明显。股权制衡程度更高的公司,家族控制程度对其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会降低,说明有效的治理结构会减缓股价情绪效应。公司主动性信息披露、代际传承进展,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均显著地负向调节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减缓了收益率对情绪的敏感程度。通过改善这些变量的监管状况,可以有效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家族控制公司股价的冲击,促进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     

券商机构投资者持股、卖空机制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研究

利益冲突压力作用与卖空机制约束作用的双重影响下分析师预测行为该如何选择？利用2014—2019年的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券商机构投资者持股将促使分析师发布乐观盈余预测,加入卖空机制后,分析师的乐观倾向将更加严重。当企业处于经营绩效不佳时,持股卖空标的股票的券商机构投资者对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该结果表明,当分析师面临来自券商机构的利益冲突时,卖空机制会失去抑制效应,反而加剧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尤其当卖空标的公司组织绩效较差时,这种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乐观与“IPO之谜”

文章将投资者行为拓展为两个维度,即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以中国2009-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的IPO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IPO定价和管理者过度乐观情绪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越高,IPO公司超募水平越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IPO首日溢价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都能够塑造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对IPO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越高涨,IPO公司管理者越会过度乐观;当IPO公司高超募、现金流充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加剧公司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整体绩效表现;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缓解因资金缺乏引起的投资不足,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公司的绩效水平;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存在着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影响IPO公司整体绩效表现的管理者过度乐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中国股市存在的"IPO之谜"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IPO公司管理层投融资决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及实证研究

构建了基于投资者情绪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并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CSI;在Carhart提出的四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加入情绪因子CSI,证明了小市值规模和成长性公司股票更容易受情绪交易活动特征影响;证明了加入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后,情绪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和实证可靠性;验证了投资者情绪理论核心假设:即投资者情绪风险因子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风险因子,需要对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补偿额外情绪风险溢价,投资者情绪因子是影响资产定价重要因素。     

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关系研究

基于机构投资者情绪的实际情况修正DSSW模型,分析机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制.以"中国证券分析师指数"作为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情绪指数,应用GARCH模型对中国沪、深两市机构投资者情绪及其波动与股票收益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存在一阶自回归,方差为异方差;机构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因素,其情绪波动(方差)也对股票收益产生一定影响,但未形成系统风险.     

分析师关注的外部监督效应研究

证券分析师作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重要的信息中介,其所发挥的外部监督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为探索我国分析师关注是否存在外部监督效应,文章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选取沪深两市A股市场953家上市公司的2007~201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分析师剩余关注度作为分析师关注强度的代理变量,采用多变量回归方法研究了分析师关注对公司价值和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确实存在,即分析师通过对上市公司关注,抑制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程度,进而减少了代理成本,提升了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     

信息投资者与股票波动——基于2010-2011年上证A股的数据

运用2010-2011年上证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非线性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机构持股、证券分析师跟进与股票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持股会增大股票市场波动,股票市场波动与机构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证券分析师跟进对稳定股票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波动较大的股票对证券分析师仍具有吸引力;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证券分析师跟进呈正相关关系;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更多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动机与绩效：从产业效应角度的分析

研究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并购事件，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对整体样本的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产业创新型并购和非产业创新型并购的产业效应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来看，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产业效应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混舍并购具有积极的、显著的影响，而对横向并购的影响最小。     

迷失的市场理性力量:表现、根源与治理——基于机构和分析师情绪应对及其市场反应的研究

作为市场理性力量的代表,机构投资者与证券分析师能否有效平抑市场情绪,维护市场的稳定和理性是学界需要加以关注的问题.以2003年至2010年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情绪应对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一样深受投资者情绪影响,这所谓的“市场理性力量”基于市场情绪的非理性行为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性.“政策市”及资金驱动型市场、急功近利的投机氛围、短期业绩评价机制和粗放式的行业发展模式等,是我国信息交易者非理性的市场根源.但如果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也和散户投资者一样成为噪声交易者,这时市场就缺乏足够市场影响力和资金实力的理性力量去平抑市场情绪,对冲市场整体性的非理性行为,进而纠正市场的定价偏差,由此将导致资产泡沫迅速膨胀之后的泡沫破灭甚至是市场崩溃.因此,应从加强理性投资者教育,建立长期评价机制和平衡市场博弈格局等方面进行有效治理,以促进信息交易者平抑市场情绪,维护市场理性.     

分析师关注会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吗?——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分类Ologit模型、Logit回归模型与泊松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降低企业违规倾向、减少企业违规次数,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信息透明度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内部控制较差、审计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为加强企业合规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分析师制度,以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提升分析师关注的质量。     

企业高管内部人交易行为存在自我激励效应吗？——基于“八项规定”出台所构建的外生事件

学术界关于内部人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内部人交易的限制方面,而对内部人交易激励效应的讨论则鲜有涉及。基于2012年12月4日“八项规定”出台所构建的外生事件,选用2010—2015年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实施后,国有企业高管由于薪酬水平与在职消费受到限制,其内部人交易的获利能力显著增加,并且上述现象更多地集中于地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显示,内部人交易获利能力上升的情况主要存在于分析师跟踪数较少、基金持股比例较高和合格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这表明分析师跟踪及境外投资者持股存在市场监督效应,可以抑制内部人交易获利的增长。研究结论表明,关注内部人交易的自我激励效应、发挥市场监督作用是严格控制内部人交易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