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产管理人聘用权的限制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管理人聘周权的行使予以了限制,即管理人聘用权的行使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该制度的设置实质上否定了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制度,否定了管理人独立性地位,不利于破产制度的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并且模糊了责任承担主体。这些问题的出现乃由于该制度的立法理念与我国《企业破产法》整体理念的不统一所引起。我国《企业破产法》在借鉴日本该制度的基础上应作出适合自身的立法安排,以使得其立法理念在整体上得以统一。     

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事关破产法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和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的设计.但大陆法系所流行的各种学说皆不能圆满地概括与表征其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与作用,我国应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将破产管理人定位于破产财产之受托人.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简论《担保法》对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

担保法律制度是推行市场经济必需的法律制度。从其内容上讲，它是物权制度与债权制度的综合，在发达国家，担保制度通常由民法典来调整。例如，法国、德国和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和债权编中，对担保制度分别作了详细规定。在《担保法》制定颁布之前，我国对担保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分散在《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几项司法解释中。这一状况有很大局限性，表现在；１．规定的内容不够详尽，许多基本问题没有明确。例如，担保主体，担保财产范围，担保适应程序等等都没有规定。这使得司法…     

遗产法律地位反思与制度建构

遗产被继承人所有说认为,遗产属于被继承人所有,基于信托理论,管理人支配遗产。该理论虽然能够实现遗产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分配,但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遗产继承所有说以继承人的继承权为核心,忽视了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权利人利益的保护。遗产虽具有客体属性,但赋予其主体属性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客体属性,因而遗产管理人的选任不但要反映继承人的利益需求,还应考虑遗产债权人及其他权利人。继承法是遗产分配法,它是债权法的特别法,我国应以遗产为中心来设计遗产分配法律制度,建议将《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修订为: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遗产管理人分配给其遗产时发生效力。     

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之完善——以临时管理人制度为视角

临时管理人是在破产程序开始至正式的破产管理人履职之前的过渡性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机构.中国2006年《破产法》并未增设临时管理人制度,是否该在中国现有破产法律制度中增设临时管理人,对此各界一直存在争议.而我国的管理人制度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临时管理人的功能,在现行破产立法体系下,已丧失借鉴引入临时管理人制度之实益.应当采取完善制度设计的方式,来弥补现行制度在管理人的选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缺陷.     

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义务与权利

我国无因管理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借鉴目前世界上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的立法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 ,应汲取国外的立法经验 ,对管理人的通知、管理、报告、损害赔偿等义务加以周全地规定。对于管理人的权利 ,我国现行法律上有规定 ,但在对损失赔偿、负担债务偿还请求权方面的规定还有欠缺 ,需在制定民法典时完善     

中国民法典中成年监护立法若干问题综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行为能力救济制度,成年监护制度旨在补充特定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之不足,最终维护和实现其人格自由。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就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构造而言,需要人们在对现行相关规范的架构与内容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立法模式和法律内容进行若干改进,使之能应对现实、面向未来。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期间立法完善的思考

《刑法》第 36条、《刑事诉讼法》第 77条的规定 ,确立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不但可以依法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也可以使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依法得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司法价值。但是 ,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上过于原则性和简单化的规定 ,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很多问题不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难以界定。其中 ,就包括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期间等问题 ,急待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补漏。《刑事诉…     

试论建立与完善我国房地产物权制度

“物权”一词是中世纪的注释法学家提出的。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首次将物权在法律上予以了确定。此后,几乎各国民事立法都对物权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成为传统民法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民法体系,在民事立法中也未使用过“物权”一词,因而,许多有关物权方面的规定还是空白,尤其是房地产物权与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意义和发展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为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得以实现,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各项诉讼费用的公民无偿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种法律制度。2003年9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的《法律援助条例》开始实施,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已从制度创立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我国法律文明已加入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行列。建国以来,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工作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加快,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建立和实施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我国自然遗产保护立法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申遗”热在我国日益升温，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是保护自然遗产的关键。我国自然遗产保护的立法主要存在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律文件当中。这些有关自然遗产保护的立法相对滞后，立法内容存在冲突，法律责任制度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遗产保护的效果。我国应该尽快制订自然遗产保护的专项立法，满足实践的需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本文作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为我国宪法、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文件所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一个不可分离的地方行政区域,享有高度自治权,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本文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基本性质,对其立法地位、行政地位、司法地位以及在对外事务中所享有的法律地位等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     

澳门与内地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之比较

在当今社会,未成年人是否享有完整的隐私权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父母在管教子女的过程中,亲权不可避免地和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发生冲突。侵权者往往是未成年人的父母,从而很少诉诸法律,其中隐含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澳门民法典》在其亲属法卷中详细规定了有关亲权的制度,并在《澳门基本法》第30条及《澳门民法典》第74条明确了隐私权。这种分别立法的模式进一步明晰了隐私权及亲权各自的边界,减少了隐私权和亲权的冲突,限制了亲权的滥用,合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论我国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的立法技术——兼论民法典基本原则立法表述中民事活动等概念的取舍

民法典基本原则是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民法典总则应采用科学的立法技术表述其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官方《民法草案》和学者《民法草案》所表述的基本原则既有可取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欠缺和不足。对此,需要在检讨欠缺和不足的基础上,根据基本原则的地位、功能和特点,探求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立法技术的应然要求,并作出我国民法典基本原则表述的立法设计。     

《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归责原则及其司法适用

《民法典》及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归责原则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可能造成立法逻辑混乱、法律适用不统一。市场主体在公法设定的私权边界内行使权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否则会使法律设定的权利边界丧失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指引作用。《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具有合理性,司法适用中要考虑"国家规定"的具体范围,生态环境损害与人身、财产损害的归责原则区分,同一行为引发多重诉讼时的顺位,未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生态环境损害的补救等问题。     

论遗产管理人监督机制的构建

设立遗产管理人的监督机制,有利于遗产分配公正、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遗产犯罪。我国应借鉴各国遗产管理人的监督立法例,从监督遗产管理人的主体及权利的设置,到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及事后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方面,构建遗产管理人监督机制。     

司法改革中的道德话语

传统上法与道德关系的研究集中在立法领域,但随着司法视角的转换,人们发现严格的形式司法在某些道德意味浓厚的案件中步履维艰。司法改革不仅要关注司法的独立性、去行政化等方面,也要关注司法过程中的道德参与及其法律方法。道德参与司法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实质原则,即参与司法过程的道德类型必须进行严格界定,包括制度道德、社会公共道德、法官职业道德和个人良知;二是形式原则,即在司法过程的不同阶段(包括事实认定阶段、法律发现阶段、法律解释阶段、判决生成阶段、法律论证阶段),通过一定的法律方法,实现道德参与的形式化和合法化。     

公平责任归责原则的终结——《民法典》第1186条的解释论

从《民法通则》第132条到《侵权责任法》第24条,再到《民法典》第1186条,围绕侵权行为公平责任归责原则的争议形成了我国法学界的一段公案。从立法史考察,这一归责原则是《民法通则》立法主导的结果,经过了《侵权责任法》的调整,最终在《民法典》中做出了实质性的变革。公平责任原则不具备归责的正当性基础,缺乏司法适用的标准,侵蚀过错责任原则,《民法典》通过对第1186条进行体系位置上的弱化、适用条件上的限制,并增加自甘风险规则,实现了公平责任归责原则的终结。     

关于《民法典》居住权问题的完善建议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通过。"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的创设成为《民法典》物权编的一大亮点。居住权的设定保障了特定群体的住房权益,充分发挥了房屋的利用价值,满足了司法裁判的需要。但是,《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设定方式局限、主体范围不明确、转让方式绝对化以及权利救济缺失,这些问题都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从而引起居住权纠纷。因此,本文从居住权的性质和功能出发分析并探究其出现的问题,从增设法定居住权、明确主体范围、适当允许转让以及对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进行规制等方面对居住权制度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