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一个基于幸福悖论的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GDP年均9.91％的增速、总量全球第二,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的骄人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增长主义政府、粗放的增长模式、唯GDP的政绩目标和经济主体的逐利动机等,导致环境恶化、道德沦丧、公平失衡、社会失信,使财富增加的幸福感提升大打折扣.“幸福悖论”的中国现实,不仅与财富和幸福正相关的传统理论相悖,而且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相左.客观现实迫使我们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让GDP与GNH同步增长——基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是人民所期待的GDP和GNH并没有守望相助,而是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幸福悖论”。寻求“幸福悖论”的成因,探析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路径,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悖论”现实表现与归因及我国防范策略探析

幸福悖论是指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增长反而下降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幸福指数高于发达国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并非是幸福提升而是贪欲以及占有大量资本并未感受强烈幸福。幸福悖论根源于错误价值观念的消极引导、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背道而驰以及劳动的异化和缺位。为避免"幸福悖论"在我国滋生的可能,应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支撑幸福愿景,以精神上的美好感觉增进幸福感受,以奋斗幸福观的积极践行引领幸福追求,借此击碎幸福悖论的怪圈。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呈现的两个典型特征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在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过程有失公正的背景下,需要并行不悖地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顾此失彼。从实现国民幸福的终极目标出发,结合行为经济学对人内在公平偏好的揭示以及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与绝对收入、参照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弱化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负向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机会均等,提高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     

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构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社会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近年来,＂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得到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认可,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本文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深入分析;然后运用理论遴选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基础社会保障4个维度以及13项指标;最后利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赋权,形成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     

经济机会与农民在经济转型中的收入增长

经济机会是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先决条件,与经济自由和制度约束有紧密关系。随着经济转型的逐渐深化,经济自由程度不断增强,制约经济行为人经济机会的制度约束不断发生变迁,经济机会基本格局也会发生变化。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与其自身经济机会扩展存在正向关系,只有给予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平等经济机会,尽快解除扩展农民经济机会的各种制度约束,才能缓解或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逐渐趋向新农村的和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各国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启发价值。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转型”一词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文章所使用的转型,特指“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为增加各阶层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和最终结果看,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恶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要强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     

平等的“悖”与“不悖”

理论界存在一个关于“平等悖论”的观点，认为权利、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相悖。“平等”悖论的成因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两种含义，一种是应然的平等，一种是实然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中的“平等”使用的虽然是同一个语词，却是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现代分析框架及其争论

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的理论争论和形成过程 ,从理论演进角度对“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现代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指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不能离开经济增长而孤立地分析收入分配 ,必须按照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现代分析框架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和分析思路、方法来解释现实的收入分配关系 ,从方法论上说 ,研究收入分配还应当回归到古典经济学开辟的道路和传统上来。本文还认为收入分配 -现代分析框架对中国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关系演变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推进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当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都需要推进机会平等。只有坚持机会平等,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活力。因此,我们必须在培育机会平等的理念、创新机会平等的制度、打造机会平等的起点等方面寻求突破,创造条件,促进机会平等的广泛实现。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人权悖论”及其对策

一在人类价值领域中,从来就是一个“悖论”成堆的地方。作为商品经济社会一种片面的、理想化的反映,人权在根本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悖论”,其中包括: 1.“平等悖论”,即平等原则时时处处总要面对着非平等和不平等的现实。甚至平等本身便导向非平等和不平等。恩格斯称之为“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任何现实均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对立统一。2.“自由悖论”,即任何现实的自由总伴随或导向它的对立面——非自由和不自由。既然商品经济本身不仅仅具有自由平等性质,而且具有自由平等的对立面的性质,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