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实践——公共预算改革中的焦作模式

在借鉴国际参与式预算经验的基础上,河南省焦作市基于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了财政预算改革,成效卓著：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财政民主决策机制与“四权分离”的权力制衡机制,充分发挥了人大制度平台的作用,切实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合法利益。焦作市以财政预算作为改革的切入点,深刻影响着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发展,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预算改革的现象学分析——基于C区部门预算改革的调研

我国地方政府开展以部门预算为主要形式的预算改革已经八年了,衡量预算改革是否收到成效的标准是:预算改革参与者的预算观念是否随之发生转变。笔者选取C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实地调研,借助现象学的分析视角,从预算改革参与者的谈话中提炼出他们的预算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预算决策行为。笔者发现,预算观念转变的滞后,是预算改革的瓶颈。最后,笔者做出一个预期收益-改革态度模型,提出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议。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参与式预算实践中的协商民主要素嵌入及其逻辑——基于西湖区"幸福微实事"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参与式预算,强调赋予参与主体平等的协商权利、提升决策的合法性等,从而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实现公共利益并促进社会公正。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在参与式预算实践中存在诸如协商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协商过程秩序混乱以及难以达成群体"共识"等系列问题,阻碍了参与式预算的发展。为此,需要协商民主要素的嵌入,通过构建参与式预算的平等协商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和专家培训机制等举措来解决此类问题,进而提升协商民主的治理绩效。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温岭参与式预算的衍进与深化——基于预算民主恳谈“实验场景”的解读

始于2005年浙江温岭新河镇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和逻辑为：增加会次、会期——细化预算——会前培训——修改预算——修正议案——制定实施办法——设立财经小组。参与式预算培育了公共预算的“所有权”意识，使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为现实，公共资源“优先权”的排序在多方博弈中实现了有效的均衡。2008年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又有了新的衍进和深化，其“实验场景”的表征为：在移植中开创新的局面，在常量中注入新的变量。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典型性与生命力正在放大。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而且在事实上启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改革——公共预算改革。     

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基于价值性-工具性的二维分析

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我们深入回答谁来引领、用什么引领以及如何引领等一系列崭新的时代课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扎实做好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逐步构建好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发展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话语与实践范式,坚定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自觉,更好地推进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自觉。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压力型体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突破抑或复制？——基于W市政社互动改革的实证分析

压力型体制是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既为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动力也形成了限制。笔者以W市“政社互动”改革为例,结合我国压力型体制环境来分析W市改革所面临的体制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压力型体制下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逻辑。     

基层政府的文件治理何以可能？——基于A乡“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基层治理中,文件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基层政府既是文件的接收者,也是文件的生产者。基层治理的内容与形式都由上级文件中的相关内容来决定,而上级文件的落实离不开基层政府自身生产的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层治理离不开文件。结合“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中的文件治理过程,可以发现文件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在精准扶贫和技术治理背景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日益技术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但仍然发生异化，具体表现为“合法证明”下的欺瞒保、程序正义上的人情保、维稳目标下的治理保三种主要类型。技术治理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并无法保证实质正义，且可能异化为程序主义。熟人社会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基础，致使低保政策实践刻上关系主义的人情政治烙印，难以消除非正式治理的弊端。高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消解了技术治理的单向性、精准性，使基层组织产生目标替代，同时诱发被治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低保因此成为乡村整体性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消除技术治理下国家政策实践的异化，要将实质正义纳入考量目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再造乡村社会并增强治理能力，避免由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通过国家政策资源作为统筹补充，进而导致国家政策执行的异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演进与展望 ——基于CNKI、万方和维普核心期刊的可视化分析

[提要]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语表述,充分彰显出现代公共治理的中国特色。由于社会原子化发展及其矛盾张力,构建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的共同体成为当下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本文以2008年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和维普的336篇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构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研究热点、主要议题、演进路径和前沿趋势。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兴热点聚焦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是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强调治理创新以及与制度权威间的平衡对话和合作治理,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及发展、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三大研究主题。纵观发展脉络,该领域经历了潜伏期、萌芽期和发展期三个重要阶段。未来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多学科合作,继续关注基层社会,从工具性和价值性双向出发实现共同体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