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临终前 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

本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为测量指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分析在1998-2014年期间去世的老年人群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轨迹。作者利用组基轨迹模型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分别进行拟合,发现老年人在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归纳出三种变化轨迹:生活自理能力完好型、快速发展型和缓慢下降型。研究发现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都会对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产生显著影响。增龄带来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使老年人临终前的失能风险及其持续时间增加,而较晚的出生队列在临终前出现长时间失能的可能性较低。在三类轨迹中,自理能力缓慢下降型轨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该类型的出现概率是影响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主要因素,由此也证明了除去年龄效应与性别差异之外,由社会经济状况、健康行为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合力产生的健康保护作用将会在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增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老年女性在临终前会面临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更长时间的失能存活期,其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研究

生活自理能力是影响老年人健康及生活质量的最为普遍性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十年追踪数据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ADL和IADL)的发展轨迹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的ADL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呈现出低起点快速下降型、高起点急速下降型、高起点平稳下降型三种类型,老年人的IADL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则分为低起点快速下降型和高起点缓慢下降型两种类型。不同社会经济特征老年群体在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老年妇女、少数民族老年人、低教育程度者、老年农民和城市从未正式工作过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属于较差模式的可能性更高。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发展轨迹形态受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家庭支持等多方面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应加强社会政策的公平性导向,积极扩展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正向作用;广泛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介入,通过增加老年人与家人、邻里和朋友的联络、交流和支持来改善健康状况;同时应基于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发展的模式和特点,构建适合的社会预防照护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他比她更健康?生育-就业生命历程对中国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从个体经历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的角度理解中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序列分析方法，分性别构建个体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类型，识别出两性共有的7种轨迹类型以及男性独有的“未婚未育、工作型”和女性独有的“1次生育、不工作型”轨迹。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生育1次或2次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提高，生育3次及以上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更晚出生的女性中提早不工作的轨迹类型占比更高。分析不同类型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对中老年时期健康的影响发现，生育次数的增加仅对女性中老年时期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早不工作则对两性健康都不利。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态转移规律与失能预防策略研究

随着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慢性病患病率与失能率快速上升。文章使用CHARLS2011～2020年调查数据构建健康状态转移模型,分析了老年人口的健康状态转移规律,并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慢性病综合防控对中老年人失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慢性病（并发症）→失能”是老年人健康状态转移的一般规律,慢性病是导致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由健康状态转移至慢性病状态的概率持续上升,75岁以后超过50%;由慢性病状态转移至失能状态的概率远高于自然失能的概率,全生命周期防控慢性病是预防老年人失能的重要途径。慢性病综合防控通过提高个体健康监测概率、提升慢性病知晓率和加强慢性病管理工作,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失能概率和失能程度;在医疗资源匮乏、医疗服务质量偏低的地区,失能预防效果更加显著。文章结论能够为失能预防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有助于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与转变模式：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

将三段式年龄结构表示为三角图中的点，则其时序轨迹可以表达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国(地区)及中国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模式，并预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均衡位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演化具有充分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年龄结构转变”,其基本路径是：从多子化的年轻型人口出发，经历少子红利化、转折和负债老龄化3个阶段到达少子-高龄型人口的长期均衡位置。发达国家(地区)已处于第三阶段中期，发展中国家(地区)多处于第一阶段中后期，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地区)还处于转变初期，甚至还在起点徘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于2010年经过红利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加速赶上发达国家(地区)的转变进程。预测结果显示，2100年中国人口的均衡年龄结构为少儿占15%、劳动力占55%、老年人占30%,世界各国(地区)也会向这一方位聚拢。     

中老年人无认知障碍预期寿命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Markov模型和多状态生命表方法，对中老年人无认知障碍预期寿命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随年龄增长，中老年人无认知障碍预期寿命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不断降低，而认知障碍预期寿命占比不断升高，80岁及以上人口认知障碍预期寿命占比超过50%；相对于身体受损，中老年人认知障碍获得改善的概率较高，但仅限于状态逐级逆转，由重度障碍直接恢复至基本健康的概率较小；女性中老年人无认知障碍预期寿命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小于男性，其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主要表现为认知障碍持续时间的增加，且随时间推移认知障碍预期寿命占平均预期寿命比重的性别差异呈扩大趋势。研究结论为预防老年人认知障碍、建立完善的老年人护理服务体系和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探究——基于CHARL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文章利用长护险制度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8年CHARLS追踪调查数据，从消费视角考察长护险制度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长护险有助于促进中老年消费，缓解失能风险对消费的冲击；其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日常生活开支等基础型消费中。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因各地试点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筹资方式多元、参保群体集中、保障水平较高、服务方式多样的长护险模式对中老年消费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此外，长护险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也存在人群和地域差异，失能家庭和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受长护险的影响更大，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长护险的消费促进效应也更为显著。研究指出，预防性储蓄和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变化，是长护险影响中老年消费的重要机制。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探讨了进一步完善长护险制度顶层设计的政策思路。     

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追踪调查的发现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4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效应模型，考察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动轨迹及个体差异，并从动态角度探讨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1）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抑郁情绪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并具有个体差异化特征；（2）随着社会参与的不断增长，老年人抑郁水平上升速度减缓，心理健康状态得到改善；（3）社会参与能够预防和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但抑郁情绪的增长和社会参与初始水平无关，只有持续的社会参与才能延缓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增长。文章建议，政府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根据老年人口异质性，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参与促进政策，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机制，增进老年人持续性参与，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数据，使用年龄、时期和队列模型分析方法对中国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老年人长期护理偏好主要形式是非正式护理，即主要依靠配偶和子女，对于其他亲属和正式护理的偏好较弱。长期护理偏好的年龄效应体现为对于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倒“U”型而对于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偏好呈现正“U”型。从队列维度来看，1930年代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更偏好子女提供的长期护理，1940—1960年代的中年和低龄老年人更偏好配偶提供的长期护理。在时期维度上，由于孝道观念、社会政策等影响，中老年人对于配偶和子女的长期护理偏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对于亲属的长期护理偏好略有上升，而对于正式护理的偏好较为稳定。非正式长期护理偏好存在替代关系，60—79岁群体的老年人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则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男性比女性更偏好配偶提供长期护理，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偏好子女提供长期护理。在我国长期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了解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偏好，激励非正式护理，能够为我国更有效地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拓展新的思路。     

全员人口服务——“河北清河模式”

河北省清河县计生服务站在人口计生服务中，实现了“两个之最”：一是服务人员最广：全员人口；二是服务链条最长：从人的生命起点到生命终点。两个之最的实现，是该站在践行全员人口服务中构筑起的“新婚指导、优生优育、早期教育、避孕节育、家庭保健、老年服务”等完善服务链条的结果。这一服务体系于2009年被国家誉为“河北清河模式”，并已成为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考察学习的范本。     

老年夫妻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基于主体-伴侣相互依赖模型(APIM),探讨中国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主体效应和伴侣效应，以及相关变量对主体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自身的抑郁症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满意度越低，自身患抑郁的风险越高，即主体效应存在；老年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对配偶的抑郁症状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伴侣效应存在；亲子关系满意度可以有效缓解夫妻自身因婚姻不满意导致的抑郁风险；社会交往活动在婚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将亲子关系满意度、社会交往活动同时置于基础模型中，社会交往活动的调节效应发生明显变化。此外，在“婚姻满意度→抑郁症状”路径中各种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的人口学特征。     

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西方的社会护航模型(SCM)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并结合中国本土理论对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以此揭示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相关因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将社会隔离分解为家庭和朋友隔离两个维度,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老年人陷入社会隔离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衰老并非仅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带来消极变化,增龄伴随着老年人朋友隔离的风险上升,但是其陷入家庭隔离的可能性却出现下降.家庭特征是老年人陷入家庭隔离的主要预测因素,健康状况是导致老年人产生朋友隔离的主要因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参与和社会环境也对他们的家庭隔离和朋友隔离产生重要影响.     

养老脆弱性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策略的影响——基于安徽农村追踪调查的分析

受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周期风险累积的影响,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脆弱性日益凸显,进而影响其养老策略的实施。关注农村空巢老人如何养老,是保障其福祉的关键所在。文章使用2015、2018和2021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追踪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脆弱性与养老策略现状、动态变化趋势,并采用面板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养老脆弱性变动对养老策略调整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养老脆弱性随着年龄增长缓慢提高,家庭养老仍是当前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要养老策略;随着年龄的推移和养老脆弱性的上升,农村空巢老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或平衡型养老策略。基于此,文章认为应推动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供给的多元化,着重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同时要增强养老服务供给的多阶段性和针对性。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14、2016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基于幼儿园入学年龄限制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估计了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的就业释放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托幼服务显著提升了女性就业概率，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但未对女性的工作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缩短，睡眠与锻炼时间延长，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劳动；同时，孩子进入幼儿园所增加的托幼费用，也对女性就业产生了刺激效应。文章的结论深化了对公共托幼社会效应的理解，为进一步完善双薪型家庭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     

城市生育环境驱动人口增长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人口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本盘”。基于“基础设施-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不可抗力因素”的城市生育环境分析框架，以2019～2020年中国省会城市（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TOPSIS模型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解析了我国省会城市生育环境与人口增长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城市生育环境因素并不构成高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生态环境对人口增长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2）在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有3种类型，分别是环境哺育型、经济刺激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在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仅有1种类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3）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可抗力因素并非直接影响人口增长的核心条件，但在其持续影响下，生育愈发悲观。（4）导致城市非高人口增长的4个组态均缺乏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核心条件。文章验证了驱动城市高人口增长的等效组态路径，明确了生态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激励效应。     

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使用正在经历或已经历过人口负增长时代的17个国家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人口负增长时代主要以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和人口相对结构的老化为特征,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大小和人口再生产的亚欧模式分类后,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老化与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呈现明显“倒U”型关系,变化拐点为老龄化水平达到16.58%;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初期应对负增长时代人口结构老化风险的能力更强;按人口规模划分,人口增长率变动与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负向关系显著,人口大国承受和化解老龄化后期负面影响的能力更强;与东亚国家相比,欧洲国家由于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域长、国家多,其人口增长率、老龄化水平与科技创新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当前我国拥有规模庞大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和科研队伍,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研发投入占比仍在稳步提升,对未来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科技创新发展不必过于悲观。面对将很快到来的不可逆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应当未雨绸缪,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维持稳定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