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亚里士多德的善观念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批判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主要探讨的是属人的善,而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涵盖了不同的善,但它们也有层次之分,首先,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沉思,其次是实践德性的善,再次就是身体的善和外在的善。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古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哲学,而不是狭义的道德哲学,为了克服现代以义务规范为核心的伦理学的狭隘化,有必要恢复古代伦理学对于善的更广泛的思考。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新探

<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有关美德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美德是<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遵循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理性路线,认为公民幸福生活必然依靠个人的社会性的德性实践才得以可能.<政治学>则为保证这种实践提供了社会伦理、政治的可能.现实的城邦应以正义为标准,正义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德性只有在个体美德和社会伦理统一论中才具现实性.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孔子伦理学的两种解读

孔子伦理学是何种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取决于如何解读孔子伦理学的人性与美德。不论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都追求道德行为者的某种完满状态,都认为人性有某种结构,可根据人性的结构考察道德行为者的完满状态是什么。不同的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人性结构偏理性,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进行了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式解读;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则认为人性结构重感情,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解读为人性—本心—情感的模式。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理性主导下人生的完满,因为理性对完满的追求在任何文化和境遇中均相同。而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情感的完满,对情感完满的追求受到文化和境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对孔子伦理学进行幸福主义与情感主义解读,分别会面临非美德化与非普遍化的困境。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论亚里士多德正义论中的现代性因素——以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美德的限度为中心

在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视为西方古典哲学及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代表.然而在关于正义美德的理论中,亚里士多德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文本中揭示出了具体的正义美德本身的限度.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具有现代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而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正义美德的这一特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不利于麦金泰尔本人所倡导的复兴美德传统运动的发展.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实现范畴

实现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打开其伦理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通过对实现的内容、主体、对象、本质及其与亚氏伦理学体系中另外两个核心范畴,即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解析,可以得出结论:亚氏伦理学是以人的本质属性为根,以实现为干,以德性和幸福为果的一棵生生不息的理论之树。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论辩正

经验幸福论和思辨幸福论的二元划分与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其实,这一理论困境来自于人们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论主旨是通过“明智”德性而使幸福生活从经验指向形而上学领域,明智学说为幸福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明智这种沟通经验与先验的能力,被现代道德哲学家紧紧抓住,康德以“道德判断力”的名义重提古代明智论题,并借此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事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来看"GNH"关怀

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幸福快乐论和幸福德性论出发,寻找社会发展"GNH"关怀的理论依据,这对矫正"GDP"崇拜,抵制消费主义快乐观,坚持"中道"德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范例、德性与道德实践

范例在西方哲学中有着长久的历史,从古希腊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现当代哲学的胡塞尔、库恩等,均从不同视角讨论范例一词或类似表达。让范例理论被广泛关注的乃是扎格泽博斯基的范例主义德性理论,它受惠于克里普克等人的直接指称理论,是伦理学领域中新的理论形态。从这种德性理论的形成过程与理论特征看,它有潜力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或德性认识论策略,其体现的方法与路径可以为道德认知、道德教育乃至道德实践提供哲学洞见。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