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主体的道德价值的若干原则

我认为讨论“个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价值问题”，有必要先对“个人主体”和“道德价值”两个概念，作个大致的界定，以利于讨论顺利进行。主体，对这个概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法。我认为主体可界定为：认识、改造世界和自身的人，主要特征为能动性和实践性。主体在实践中，实现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不断改变世界以服务自身的同时，又不断增强主体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也是一个双向的改变过程。个人指历史的具体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体。个人主体，可以说就是现实的个人。道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和…     

强人工智能设备面临的伦理困境与风险

基于“人是目的”的价值设定而建立起的“伦理至善”第一原则让强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首先遭遇道德合法性的论证难题。“有限的道德合法性”为其谋求到了一个伦理存在空间。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为例，“有限性”的前置条件则让关于其“道德责任代理人”的准确识别与划分成为首要问题。以道德判断能力为标准，将作为“工具”的机器和作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做明确划分是准确识别LAWS责任代理人的逻辑基础。基于道德责任代理人的逻辑梳理，即使被完美道德编码的LAWS作为“非道德”的机器在应用中也可能会遭遇“不道德的人”的伦理难题。这是我们可预见且对国际关系构建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伦理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谨防出现基于“技术野蛮”的“寡头恐怖主义”这一时代命题要求我们尽快对相关强人工智能设备给出一套有效的、缜密的预防性伦理应对机制。     

当代中国伦理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善的真谛及其实现的学问，在当今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的宏观背景下，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在伦理目标确立上，既要坚持主导道德的一元性，又要承认多元道德取向的现实合理性；在伦理规范建设中。不仅要设定人们行为之应然，而且要昭示这种应然之内在依据；在伦理功能向度上，既要注重贬抑人的行为之“恶”，且应褒扬人的行为之“善”；在伦理价值追求上，不仅应着眼个体的致善，而且要研究社会善的实现。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切实关注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提升伦理学的学科价值，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道德关怀: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路

道德建设不应局限于拓展和完善道德准则和规范,以破解新领域中不断产生的道德问题。道德要探询其“必然之理”,关怀生命主体,使之内化道德要求,从而实现主体的道德自由,拓展道德生存空间。这就需要挖掘中国传统的伦理资源,实现道德的现代性关怀,尊重人的主体性,并完善伦理制度建设。     

实践理性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理解

人性即意识能动性 ,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意识能动性反思规定的不同方向和结果。西方哲学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理解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论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中国哲学把人的能动性理解为超越禽兽的道德理性的能动性 ,形成了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于 ,人的满足自身生存的自然需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实现自身的界限和规则 ,即“良知”、“良能” ,从而实现了性与理、天与人的内在统一。     

环境伦理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当人们将自然环境引入人类社会的伦理建构时,伦理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能够超越于传统的伦理理念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会不会只是在自然环境的层面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是当代环境伦理遭遇的一个理论难题。要解答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到伦理的原点,即道德形而上学去寻找环境伦理的基本内核;其次,则要借助于后现代中的"他者"与"责任"的理念实现对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最终,环境伦理将在一种伦理转向的维度上实现其现实的合理性,乃至成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伦理观念。沿袭这样一种思考向路,才能看到环境伦理的真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科技人员道德想象力的基本特征

科技人员道德想象力是一种使科技人员以道德的方式从事科技活动的慎思能力,其特征在于使道德想象力影响到以下方面:其一,注重科技活动后果的不确定性,强调科技活动过程的"考虑的周全性";其二,不仅需要密切关注技术人工物结构和功能不完全对应的特点,还要切实重视技术的意向性问题;其三,整体思考科技活动先前基础的可靠性,为完成某一特定岗位职责而积极承担起检验先前技术设备的初始责任;其四,全程追求科技活动要素(包括科技活动与自然、科技活动与社会、科技活动中人际关系、科技活动中人与工具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的和谐性。     

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 ,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 ,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 ,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 ;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 ,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 ;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 ,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论司法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司法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及司法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司法之道,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司法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司法伦理的存在是由司法活动和司法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司法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司法的道德性表现为司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司法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司法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伦理在司法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商业伦理建构的理论前提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商业伦理建构的理论前提□陈荣富朱晓卫一商业伦理建构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人”和“道德人”能否统一起来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把“经济人”和“道德人”对立起来的观点，即认为在市场经济领域活动的是“经济人”，他们活动的...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

道德金规则是伦理学中公正原理的一个浓缩表达。金规则问题可以看作是现代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它表明在这个彻底现代化的时代,一旦失去“价值共识”这个基础,传统的普遍原则就会失去其有效性。传统金规则要得以成立,在逻辑上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通过从“主体观点”到“他者观点”的转换可以提出一个关于道德金规则的新版本,即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代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由己及人”的方法论中,可能眼界只有一个,即“我”的眼界,而“由人至人”的方法论则包含了所有的可能眼界,这样才有可能尊重每个人。这个把每个人的精神考虑在内的方法也可以称为“无人被排挤”的原则。这一改变非常必要,它可以根本改变我们思考价值问题的思路和角度。     

论马克思哲学“现实个人”理论及其当代审视

现实个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核心,依据社会形态理论其生成史可以阐发为三种形态：群体形态的个人,独立形态的个人,自由形态的个人,三种形态的历史演绎构成了现实个人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表现为以物为基础的独立形态的个人,人的物化状态不可避免。物化状态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对群体形态个人的扬弃,对自由形态个人的基奠;其消极作用在于人以“物”而非“人”作为价值尺度,物质利益驱动使人对有限资源展开竞争而形成人际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引发社会种种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人际矛盾、实现入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其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民主、法治、道德的实现。     

论构建技术主体伦理的原则及目标

在技术风险社会,技术主体在履行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伦理困境,所以技术主体伦理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话题,它是对技术研发、运用以及运用后果等一系列技术过程中技术主体作用的伦理反思。文章分析了技术主体伦理构建的必要性：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增强技术主体道德责任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认为明确、可行、合理的技术主体伦理原则对于指导技术主体走出伦理困境极为重要。为此,提出几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主体愿用（受用）”、“技术风险即命令”等,以期实现技术价值认同、技术灾难教育素质化及技术德性“经营”的目标,而构建技术主体伦理是真正有效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核心所在。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伦理救助: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新路向

伦理救助是指在救助中关注救助对象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开发救助对象自身的道德资源,唤起救助对象心中的道德意识,使救助对象在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统摄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维护心灵纯洁,消除道德贫困,根治人格异化,最终实现自身和谐、全面发展的一种实践活动.“意义生存”是农民工伦理救助的道德必然,而改变“去道德化生存”现状则是农民工伦理救助的现实诉求.在和谐社会的今天,必须关注农民工的伦理生态,强化伦理救助.     

博弈问题的伦理分析

博弈论作为研究理性的参与者基于自身偏好或效用的策略性互动的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在深化和普遍化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与之联结的伦理问题。本文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诠释“博弈问题”所凸现的伦理价值难题,在对博弈困境的理论叙述中,阐述博弈行为中道德原则的获得,并试图回答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的问题。     

AI时代人类命运的伦理忧思——以《人类还有未来吗》为中心的考察

《人类还有未来吗》是一部AI时代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之作。AI时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是以人的“身体自然”为对象，这将会人为地创造出未来的“新人”而替代现在自然进化的“智人”。这将给人类命运带来巨大的伦理危机，更甚者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从而使人类及其文明存在覆灭的危险。人类还有未来吗？回答这一人类命运的忧思之问，需要人类葆有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注重内在精神文明的发展，平衡飞速发展的控物能力和相对衰落的自控能力，方有未来。此外，人类还需要立足于底线思维和底线伦理，以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设想来防止科技“趋恶”。唯有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让科技回归“价值理性”，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科技方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类方能长久存续并“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     

“人格化原则”取消的代价与责任者的观点——伍德对“人是目的”命题的价值论解读及其疑难

生物技术的革命重新定义了“人的生命”,挑战了传统哲学关于人是什么的思考,康德“人是目的”命题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尊严理论如何容纳新的伦理身份,证成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成为伦理学面临的新问题。伍德在康德义务论伦理学框架内,通过对人性公式的价值论重构,打破了“人格”和“物”的二元对立,在理性中心主义观念下完成“人是目的”到“物是目的”的拓展论证,最后推出“非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地位”和“动物直接义务论”。但伍德的价值论重构和拓展论证,却以取消“人格化原则”为代价,造成了人性和人格性的分离,弱化了责任者的道德主体地位。其实,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是一个“道德命令式”,并不依赖于价值论的基础,自由和尊严首先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价值”和“权利”。我们要坚守人之为人的尊严根基和人的自由本性,坚持一种“责任者”的观点,基于义务的建构论去构建和扩大伦理关切的视界,捍卫“非理性人的尊严”和证成一种“强”的动物间接义务论。     

马克思主义“物化”批判逻辑的再发现——基于对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史考察

马克思用“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两个概念,共同勾勒出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自身转化为“事物”,而后颠倒地表现为外在之“物”,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物化批判的源头。卢卡奇沿袭了这一逻辑,不仅批判“物化”现象及其意识,而且批判韦伯、齐美尔等人所分析的现代性的“事物化”进程。在其启发之下,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事物化”的客观性,却否定了卢卡奇从“物化”中寻求解放的可能,阿多诺更揭示了物化批判的同一性本质,宣告物化批判的无根性和无效性。广松涉、霍耐特凭借“物象化论”和“承认理论”的原创建构,推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物化思想的讨论走向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