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瓶颈、政策需求与治理取向——基于河南省2679个托育机构的调查

婴幼儿托育机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支撑。以2021年河南省托育机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供给数量、结构、质量和效益4个要素出发,对托育机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增速快但托位空置率高、保教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优惠政策落地见效难、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协同管理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托育机构的发展瓶颈从影响机构发展的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同时入手,围绕资金设施、人才供给、服务标准、公共政策支持、行业治理规范以及托育社会环境等方面回应托育机构的政策需求。为使托育机构更好地满足社会托育需求,政府应从调节供给结构、支持嵌入社区、构建托育券制度等方面发力,促进托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生委2016年调查数据,对兵团5397位育龄人群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因素分析,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兵团育龄人群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以及“一孩”特征都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终取决于育龄人群二孩生养的预期成本,包括实际成本预期和机会成本预期两个部分,通过完善兵团妇幼保健医疗体系、制定兵团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激励政策、采取育龄人群分类管理、分类激励等措施,有助于提高兵团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国生育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影响的分层模型研究

我国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既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育政策的影响,又受到育龄妇女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分层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生育间隔差异占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总差异的30．54％。我国生育政策对不同政策类型地区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影响程度基本在20％以下,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是导致地区间二孩生育间隔差异的主要原因。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