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2)

“智性直观” 问题在本世纪的东方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牟宗 三赋予“智性直观” 概念以“本原直观”、“纵贯直观” 和“如相直观” 三个解释。他相信“智 性直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血脉，并试图把它当作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西田几 多郎则是通过将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展开他对“智性直观” 的理解。他的理解虽然不同于牟宗 三，却仍然是在克服西方近现代主容体思维模式上的一个努力。处在这个总体方向上的是２０世 纪的现象学在对“本质直观” 意义上的“智性直观” 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 舍勒，不仅康德以后人们所面临的“形上学说”和“实证理论” 之两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而且在对“智性直观” 的描述和阐释方面也前进了一步。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默会认识论视野中的“在世”观念

通过“寓居就是在世”这个命题,波兰尼把默会认识论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联系起来。从默会认识论的角度考察海德格尔的“在世”思想,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能在”观念把knowing how提到了存在论的层次。其用具的“上手”状态可以用波兰尼的两种意识的理论加以清晰地阐明；其“在世”思想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认识论分离的、表象式的知识构想。在波兰尼传统和现象学传统之间建构一种对话关系,既有助于展示海德格尔“在世”观念的认识论潜力,也有助于阐明现象学传统可以为推进默会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

本文对牟宗三的康德解读提出了两点质疑,认为牟氏在理解康德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即“先验”(TRANSZENDENTAL)和“超验”(TRANSZENDENT)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自相矛盾,他力求把两者等同起来,使“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水火不容,并成为康德所反对的“先验的实在论”的另一种说法;由此也导致把康德的“先验对象”等同于“超验对象”,取消了先验对象的认识论意义。     

“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创造性的转化与融合——论牟宗三的“良知学”

牟宗三的良知学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反映,他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进行了改造,使其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牟宗三融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心性儒学与康德哲学的结果,但其思想又不局限于二者,而是超越于二者之上,在对物自体和自由意志的理解上,他超越了传统文化;在道德情感的理解上,又超越于康德之上。     

人的有限性与“想象”的真理——读海德格尔的《康德书》

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刻意误读,意在寻求康德对他提出的存在问题的支持。本文通过“互文性”的解读,试图展示海德格尔把康德关于“先验想象力”这一批判哲学的“变调”,铺展成关于存在论题的“基调”的整个思路,说明了海德格尔实质上割截了“人是一个能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物”这一完整的康德式命题。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主体伦理学的批判——基于敬重现象的分析

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对康德实践哲学的存在论解读主要聚焦于对其敬重现象的阐释.他认为敬重这一特殊的情感是自我领会、自我揭显的一种卓越样式,而康德却没有把这种自我领会(自在目的、行动)的存在论含义揭示出来,海德格尔深化了康德道德自我的存在论意义,并且从存在领会的生存实践层面分析了人的本真生存,恢复了康德主体伦理学的实践特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康德的伦理学在敬重这一概念上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和体现,也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从至善向圆善的转化——《大学》“至善”思想新解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必随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哲学经典亦然。“古本大学”中的“至善”只是从德行上强调道德的实践意义,“今本大学”中的“至善”已经获得了本体论的思想内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以儒家道德本心消解康德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公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圆善思想对《大学》“至善”的理解有新的启发意义,即《大学》“至善”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获得了一种更完备的理论阐释：德福相谐和。并且这一转化对当下建设幸福中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思想与思想之路——海德格尔论思想之整体阐释的可能性

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能否进行一种整体阐释？这种阐释是体系性阐释吗？一种适宜的整体阐释需满足什么条件？珀格勒与海德格尔在1960年的通信中曾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交流。针对这些问题，海德格尔的回应是：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洞见，若不是运作在一条在可疑可问性中保持生机的道路上，就会沦为单纯口号和程序执行的对象，而没有使人竭尽全力去沉思有待思的东西，因此也就背离了思想阐释的使命。只有把基础问题与一条生发性的道路结合起来，对思想整体做出一种适宜阐释才是可能的。这一答复和其中的关键提示，对于任何一种试图在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牟宗三关于康德“超越的对象=X”的误读

牟宗三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中详细讨论了康德“超越的对象[1]=X”的问题,牟先生认为X=“无”,本文通过再次解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先验对象等于X的问题,对比牟先生的理解,以及康德对于“无”的四种划分,认为牟先生此处确实存在误解.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牟宗三先生"分别说与非分别说"再议

本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的比照中,指出了中国哲学的"非分别说"之突出特性.于此提法中,可以见出康德综合学说的指引,见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回应,更见出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但另一方面,由于牟宗三心中强烈的护教意识--为儒学、心学争正统,"非分别说"所体现的精神也正在受到侵蚀.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道”与“Ereignis”

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道家思想有一种“非血缘”的亲和与相通,这尤其体现在中国道家的“道”的本源性意义与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本源性意义的相通。“Ereignis”可以译为“自然”。     

非形式主义的先验哲学——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的发生逻辑

“形式显示”是早期海德格尔提出的一种现象学方法。关于这种方法与康德所开创的现代先验哲学的关系,学界存在长久的争论。事实上,海德格尔对康德兼有继承和批判,因此形式显示实质上依然是一种先验方法,但“先验”这个词在此被重新定义。他沿着先验主义的道路,对传统先验哲学的形式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还原,最终达到一个原初的实际生活经验领域。总之,形式显示展示了一种非形式主义的先验哲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