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论现代性视野中的德性伦理

作为对现代性之道德后果的整体回绝,德性伦理的复苏受到共同体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一致推崇,但对现代性伦理抨击的片面、武断倾向与理论构想的弱实践性却使这两股学术批判力量落入玄思、空想和精英化之嫌。尽管如此,在有效融合规则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呼声中,当代生态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普遍面临的新境遇,势必将有力地确证主导前现代性、淡出现代性的德性伦理在所谓的后现代性中的巨大价值,并对"德性之后"的伦理学建构予以深刻启迪。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人的概念与普遍伦理

伦理学肩负一种人学使命 ,它以人的概念或人类统一性概念为最终根据 ,力图阐明一种完美的生活目的。伦理普遍性的寻求与人的自我认识的难题联结在一起。只有从人的概念的历史性演变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时代性内蕴着眼 ,才能清醒地辨识“普遍伦理”问题的真实意蕴。我们时代人的自我认识和普遍伦理追求取决于如何反省启蒙道德的遗产。当代伦理学必须从一种“超越启蒙心态”的意义上回到伦理学的人学使命。寻求普遍伦理就是要用平等对话、相互包容的道德印证取代自我独白、自以为是的道德证明。寻求普遍伦理是在“全球共同体”的“底线”上寻求为人 (类 )之“道”。这是 2 1世纪伦理学必须担负的“人学”使命     

马克思剩余价值伦理方法--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方法之探悉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元伦理学与实践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伦理方法之一是斯蒂文森情感主义伦理方法。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韦伯悖论与新教伦理的后现代走向研究

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新教伦理那里找到了宗教辩护和伦理的合法性.以韦伯新教伦理为价值原点,把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考量及其伦理学方法合称之为"后新教伦理",旨在凸显西方宗教与伦理价值渊源的内在关联性,界说新教及其伦理的孕育、发端和发展,窥思信息主义技术范式对新教伦理在形式上的质疑和质料上的强化.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全球伦理"的两难

当今世界 ,全球伦理问题面对一系列两难 :全球化和相对主义的两难、“应然”与“实然”的两难、鼓吹和实践的两难……我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呼吁全球伦理 ,但从现实的普遍性上说 ,全球伦理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乌托邦。全球伦理的鼓吹和实践必然是悲剧性的。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劲旅，它们的伦理学说既相互缠绕又相互撕扯，表现为一系列的契合与反差。一儒家伦理和道家伦理的契合处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的视点、物道主义的观念、内倾主义的方法和制欲主义的倾向上。１、人本主义的视点。人本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大体指以人为本的学说体系。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侧重于个体，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人本主义侧重于群体，是以群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人本主义学术的特点相连，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视点…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的融通

“以理服人”指要有逻辑的说服力,“以情感人”则指要有情感的震撼性,这反映了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两种不同的进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正义伦理遵循“论理”逻辑,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多用在本体世界;而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关怀伦理则遵循“说情”逻辑,体现特殊性和具体性,更多应用于生活世界。从正义伦理走向关怀伦理,反映了伦理学探究方法由传统的形而上追索到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变。应将二者融通,才能适应现代社会。     

会聚伦理: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随着“会聚技术”的产生,一个全新的科技伦理学研究领域——会聚技术伦理悄然兴起.在关于发展会聚技术的激烈争论中,技术进步主义过于乐观,而技术保守主义过于谨慎,两者都有可能走向极端.如何使会聚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沿着人类福祉前行而不偏离发展轨道,是不能回避的重要话题.所谓的会聚技术伦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门关于未来可能世界伦理风险的伦理.最后,评述了会聚技术伦理所面对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