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真理观之管窥

在哲学知识论研究中,存在较具代表性的三种真理理论：符合论的真理观、连贯论的真理观以及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符合论、连贯论的真理观相比,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主要长处是将真理问题与真理的效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但是,这种真理观却必然面临如下两大理论困境：（1）将真理看做是相对的,这无法解释真理的客观性;（2）将“什么东西最终是真的”与“什么东西碰≯亍起作用”或“相信某东西是有用”进行必然的联结,这并没有可靠而令人信服的根据。     

论价值与真理的互渗、互动与统一——从实用主义的真理实效论谈起

实用主义的真理实效论立足于思想观念与人、人的活动的关系来确定思想观念的真假.它认为,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意义是参照对这个概念或命题的应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实验效果给出的,因而真的信念是那些富有实效的信念.这对事实(真理)与价值的二分法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也是对其关系的一种有意义的解答.但实用主义用具有异质性的效用、价值来统领真理、取消真理,归根到底是片面而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与真理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但在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中,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可以内在统一的.     

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及其真理观

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不仅能更深刻展现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内在发生结构,而且也能更立体地展现其哲学解释学的真理观。通过以他的解释学“我-你”关系为切入点来考察他的哲学解释学的真理观,不但能够看到其哲学解释学真理观的起源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能看到它与以往哲学中的真理观的不同之处,甚至超越以往哲学中的真理观之处。     

重估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在肯定我国50年代对实用主义批判必要性的同时,指出批判中所存在的全盘否定的片面性.文章剖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认为实用主义强调以人的效用、利益为中心,把效用、价值原则引入真理观,反对消极机械的"摹写说”,赋予真理以新的活力,这正是实用主义的卓越贡献,它对于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否定真理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实用主义强调真理是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有一定合理因素,但它否定真理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性,是错误的.     

法律感情探微

法律感情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是人在与法律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律社会意义的情感态度和情感行动,是人的情感法律化的结果。从外延上法律感情涉及到人性本情、民情民意、情节情状和人情情面这四个维度。在法律这个往往被视为最理性的领域,无论是积极感情还是消极感情都发挥到了极致。法律理性是法律交响乐中的主旋律,作为“副旋律”的法律感情之作用大体可分为呼应式、背景式和对比式三种类型。法律体系结构呈现三个世界,法律感情是法律主观结构（世界2）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法律理性形成互补关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使法律世界的镜像更为真实,形象更为丰满。     

德沃金视野中的法律:走向整体性法律解释之路

对“法律是什么”的追问,一直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贤哲们不断探求的法哲学命题,罗纳德·德沃金教授基于对法律惯例主义与法律实用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法律是什么的第三种理论——作为整体的法律。在德沃金的视野中,对“法律是什么”命题的判断是: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是一种整体性概念,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概念。     

对图根特哈特对海德格尔真理概念批评的批评

图根特哈特对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主要有两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海德格尔通过将真描述为进行发现与被展示性,从而遗忘了真的特殊意义.第二个批评是:海德格尔认为被展示性是发现与命题真的条件,因而它也是一种真,图根特哈特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在对学界关于图根特哈特的批评的争论作出展示以后,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图根特哈特的第一个批评并不成立,实际上海德格尔并没有使真失去规范性结构；其次,第二个批评同样不成立,因为海德格尔实际上依照“根据主要事实命名”这一原则来解决真的资格问题；最后,图根特哈特之所以提出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试图以语义分析来取代先验哲学.     

法律实用主义的进路及其贡献——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渊源

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法治实践以立法为中心转为司法为中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受法治约束的司法能动主义.     

DIRECTSHOW进阶之Filter Graph的事件交互机制

编写基于DirectShow的应用程序，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让应用程序与Filter Graph之间实现交互控制。DirectShow设计了这样一套事件通知(Event Notification)机制：当Filter状态转换、运行时遇到错误、或要求重画视频窗口时，发出一个相应的事件，由Filter Graph Manager处理或者转发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可以接收事件，并根据事件类型再做     

存在一种独立的原则理论吗?

虽然德沃金这个原则理论的作俑者,最终放弃了原则理论,但是他更多是基于工具性的考量,主要是因为德沃金已经找到了更好批评实证主义的理论工具.不过,原则理论本身在法律概念的层面上的确存在严重的理论困难,因此无法成为有效的法律概念上的主张.不过,它在法律适用领域的存在还是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同时实现对于法律传统和道德正当性的双重尊重；而这一点,正是所有相关讨论所真正应当遵循的恰当道路.     

什么是证据？——当代证据主义的遗留问题与求解

证据主义者对作为其理论核心概念的“证据”尚未能作一清晰的定义，研究者对证据是什么莫衷一是。证据可以是“理由”、“确证”、“信念”、“命题”、“经验”，还可以是“知识”。虽然给证据下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作为证据主义指称的证据。“证据”之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包括相关性、保真性和命题性。证据是指主体对某一命题所持的相信其为真的信念，即E是S确证P的证据，当且仅当S相信E为真。     

论经济学理念在法律推理中之局限性--以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方法为例

本文首先铺陈传统上各种操作法律的方法、并扼要加以反省批判,然后转而探讨三十年来大为兴盛的法律经济分析之法律方法.本文最后指出,法律经济分析是一种"没有(既有)法律"的法学,所以其法律方法论也就不会是要解释既有法律,而是设立一个社会目的--经济效率之后,在不同的法领域中追求此目标.吾人仅能就它至少的确还是"指导法官如何达到判决的方法"这一个角度下,勉强称为一种"法律方法",但它显然已非传统上欲操作既有法律的"法律方法".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法律制度构造论

法律制度并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的总和而自有其独特的结构：它以一个中心（核心）法范畴为“晶核”，围绕这一“晶核”，法律目的、法律政策、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标准、法律技术、法律精神等多种法的要素和成分相互联结、有机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型法律实体装置。它贯串并存在于组成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个法律体系的所有法律部门。这样，法律制度既具有具体性与抽象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与普遍关联性；既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又具有实体性与程序性。而且，由于法律制度是对作为“类”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性调整方式，因此，作为“类”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     

商标法的成本——效益分析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分析法律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可能性。经济的运行都处于一定的制度之下,当然也包括法律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法律经济学的重要特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的运用,以效益为法律之本,这是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由于这种分析方法是以实用主义方法论作指导的,是否可以用它对法律进行分析…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作为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道德信念模式,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事实上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美国虽然号称最讲究“实用主义”,但它的对外政策同样也一直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依然是美国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是独立战争的一个结果。它明确地将国会置于政府权力的中心，但在实践中三权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三权分立”并不等于政府的廉洁；一种制度重复地产生同类现象，说明制度内部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土壤。“三权分主”的真实含义是保障法治，保持法律的至上地位，防止任何一个部门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法律之上。     

经济的法律分析

与法律的经济分析不同，经济的法律分析是用法律（学）的原理制度规则去分析经济。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因为法律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法律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法律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经济的法律分析其核心内容是用宪法、民（私）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国际法和程序法等的原理制度规则去分析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市场产权、市场交易、宏观调控、市场竞争和经济纠纷等问题。     

法教义学：关于十组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学界，法教义学研究之“实”出现得要比“名”更早。法教义学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外部压力和精力限制使得学者们对法教义学的知识论反思严重不足。“关于法教义学的研究”迫切需要澄清十组问题，可以被分为三部分：第一组问题即法教义学的含义，对它的回答构成了回答余下问题的出发点；第二至第四组问题涉及法教义学的定位，包括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法学方法论）的关系、法教义学在法律科学中的位置以及法教义学与神学的异同；第五至第十组问题涉及法教义学的定性或相关立场，包括法教义学是否仅是一种“德国现象”、法教义学是否是“继受法学”的体现、法教义学是否就是法条主义（法律形式主义）、法教义学是否必然排斥后果考量、法教义学是否无法应对疑难案件以及法教义学是否必然预设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法教义学虽在德国屡受质疑，但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刚刚起步，肩负着与德国不同的历史任务，应当步伐坚定地迈向未来。     

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史家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是基于诸如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知德性等学科共识;最后,建立历史书写中真理与证据之间的明确关联,论证"真之约定"是以对史家手中所得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为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