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一个内生公共物品的超边际分析框架

数字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类典型路径：一是基础好的地区和部门先行探索的“揭榜挂帅”类；二是基础弱的地区和部门为实现弯道超车跟风探索的“不甘落后”类；三是不管基础如何，各地区和部门联合提供、共同探索的“百花齐放”类。基于数字化改革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以及供给过程的公共性等特点，可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视角审视不同的改革路径。数字化改革深刻影响社会分工结构，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区域分工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框架，刻画不同路径对应的分工结构并明晰不同结构间的转换条件，同时评价不同改革路径的效率。结论表明：“揭榜挂帅”和“百花齐放”路径都有可能成为最优路径。“揭榜挂帅”成为最优路径时，打破了Olson的经典论断，表明“搭便车”式提供公共物品有时非常有效。     

浙赣战役：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

浙赣战役：中国为盟军承受的一次巨大报复楼子芳，袁成毅浙赣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要会战，敌称“浙江作战”，后随作战规模扩大，改称“浙赣作战”。日军发起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导因，是美国空军利用浙江境内机场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浙赣战役历...     

“数字化经济”:基本概念、核心技术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为概念，“数字化经济”比“数字经济”更准确，与之相关的一组基本概念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即数字化的信息。数字化经济的技术体系包括信息采集、存储、分析、处理、传输和应用等基本环节和方面的技术，每个环节和方面几乎都有核心技术，也有一些是通用于各环节各方面的综合性核心技术。在发展数字化经济过程中，不要把数字化经济理解为是对既有经济体系的取代，其作用只是提升和改造；不必担心数字化经济会“排挤就业”,减少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要避免热衷于造概念、炒概念而不注重实质性进步；要避免技术创新的路径锁定而落入“跟随创新陷阱”,力求另辟技术创新的新路径和“弯道超车”;要避免数字化技术的滥用而落入“智能化陷阱”。     

专业市场的功能及其发展前景

专业市场的功能及其发展前景□郑勇军改革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形成了一条特有的主要路径（即广义的技术变迁路径）——主要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也有人把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称为“浙江模式”，并把它简要地概括为“...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论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思想

邓小平同志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这一思想，对于揭示改革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作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和革命系统，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将有很大促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存在的尖锐矛盾，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仍然存在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     

走出机构改革的困境──跨世纪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构想

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七次名之为“机构改革”的行政改革，有人称之为“七次革命”。第七次革命，亦即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机构改革是本世纪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几百万政府公务员将被从政府机关分离出来，这无疑会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负担等。但是，此次改革能否根本解决我国公共行政领域中存在的种种痼疾，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将一个廉洁、廉价而又高效的政府带入２１世纪，显然是值得忧虑的。因为此次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改革选择的是同一模…     

个体化与技术共谋:青年异地夫妻数字化亲密研究

青年异地夫妻是对数字化亲密高度依赖的人群之一。数字媒介已成为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割裂的物理空间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影响。由个体化理论视角切入，结合技术控制理论观点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亲密关系被简化为亲密的“姿态”;易被“透视”的媒介技术通过“暗示—促成让步—新观念生成”的作用路径赋能数字化亲密，使其向实体亲密关系施放“安慰剂效应”与“黏合剂效应”;数字化亲密难以解决异地“离散”家庭因物理割裂而产生的矛盾，但在个体主义与媒介技术的共谋之下，异地夫妻极易陷入被数字化亲密“操控”的迷局中。     

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1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②这是邓小平同志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基上说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土地改革的完成，是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被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是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把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是确切而深刻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2．“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     

技术批判视域下的物化与数字化探析

现代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人们在享受高度数字化的技术生活时也感到了一种新异化的诞生。从技术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发现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现代技术一方面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发达的物质财富堆积,另一方面又将之推入一种异化状态中,即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中介。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使“物化”畸变为了“数字化”,它形成了一种 “超感”的技术意识形态,使“数字崇拜”成为人们的基本信念。基于此,从现实的具体的数字社会出发去分析从物化到数字化的逻辑演变成为我们超越数字化的生存困境,构建未来美好社会的重要前提和思想依据。     

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

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总体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另一次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其间围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扩权让利”等改革措施,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根本改变“国有国营”的旧产权格局。本文想通过对我国现实中的企业产代制度的考察,并从理论上分析其成因,或许对企业改革有所裨益。     

股份合作制: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

浙江是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浙江实行农村股份制的实践，为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浙江的经验表明，股份合作制是在家庭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生产要素联合、重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乡镇集体企业由承包经营走向资产经营和产权改革的一种新形式，也是按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实践     

数字化能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文章分析了数字化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以2015 2019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数字化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按照区域分组，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在不同区域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能显著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带动效应更加明显，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检验结果依然显著。     

弘扬浙江精神 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 ,广大农民生活不断改善 ,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仅解决了农产品短缺和农民温饱问题 ,而且提前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 ,进入了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浙江精神 ,作为广大农民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对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面向新的世纪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必将在推进我省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一、从浙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经验看浙江精神的…     

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

读了史晋川教授为《浙江现代化模式研究：１９７８～１９９７》一书所写的“代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一文，借题发挥，就浙江模式研究谈点感想。近几年来，有关“浙江模式”日益引起我省经济理论界以及省外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兴趣。在我看来这是有其...     

“当代浙学论坛：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理论研讨会”在杭举行

5月23日，“当代浙学论坛：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为服务于浙江“创新强省，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研究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问题与对策，同时，作为浙江省社科联“当代浙学论坛——2009学术月”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由浙江省社科联统一部署和策划，     

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流量”还是“质量”？

产业数字化是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本文重点关注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本文通过构建纳入数字化赋能效应的Hotelling扩展模型,从“流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深入探究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路径及动态演化机理,进而通过测度旅游数字化水平、构建基准回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路径主要是扩大旅游客流量、提升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和推动旅游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以“质量”路径为主,在西部地区以“流量”和“质量”路径为主;（3）从路径演进看,数字化赋能旅游经济发展的“流量”路径效应日渐式微,将“流量”转换为“质量”是未来旅游数字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略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早在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 “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是对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改革是一场新革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从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于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狭义上讲的社会革命,一般指一种社会制     

民国江西省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

民国江西省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郑海滨十年内战期间，民国江西省政府，进行了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笔者通过翻阅民国档案查考，认为这一次改革主要是为贯彻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①的战略，使文书档案工作纳入内战体制，以便更有效的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