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到融入:社区三社联动发展趋势研究

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作为三社联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三社联动的模式转换。基于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我国社区三社联动呈现出从"嵌入式"到"内生式"再到"融入式"的发展趋势。"嵌入式"三社联动促成了社区治理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造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边缘化的不良局面。"内生式"三社联动开创了社会组织由外引到内生的培育路径,却带来了社区治理主体的排斥与冲突,耗散了社区治理力量。"融入式"三社联动是对"嵌入式"三社联动和"内生式"三社联动的超越与反思,它构建了社会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模式转换的过程是居民自治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社区自治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简称"三社")是社会管理中最基础的元素,已经成为服务社会、促和维稳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之源.如何区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各自的角色定位,积极探索建立三者之间的高效联动机制,对于加快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阐述社区、社会组织、社工联动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进行了分析概括,继而提出构建"三社联动"的总体思路,并在相应理论支撑和启示下,制定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专业缺位与补位

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创新催生了三社联动的实践探索和政策设计。三社中起步晚却最具能动力的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的发挥对于三社联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社会工作(者)在三社联动中尽管就提供特色服务、策划社区活动、链接组织资源等呈现出专业优势,但专业缺失仍较明显,主要体现为依附—庇护模式下的专业知识转化欠缺、发挥空间不足等问题。归根结底,这种依附—庇护模式存在内因方面的专业自觉性不够和外因方面的优势主导性缺位。因此,三社联动应从依附—庇护模式向优势—权变模式转变,从政府取向、三社关系、社工自觉等方面采取导向性补位策略,即政府需采取包容性扶持式态度,促进三社各方平等协作,建设自觉的四型社会工作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三社摆脱盲目性联动,实现权变性联动,达到1+1+1>3的效果。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意涵、逻辑与构建路径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巡视制度的升级版。巡视与巡察在指导思想、结构功能、运行逻辑等方面均相同或近似,区别之处在于两者的主体、范围、对象和内容不同。构建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是构筑权力监督体系的必要之举,也是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治党理政、反腐惩贪向纵深发展和向基层延伸的必然选择。建立巡视巡察联动体制的实质在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内监督制度。从领导机制、工作机制、组织保障、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建构起巡视与巡察一体化部署、推进、落实,从而实现两者有机结合、互补互促的党内监督全覆盖体制。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联动逻辑与进路

“：流动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既是基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和广阔牧区实施的一种服务创新,也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是探索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目标的逻辑必然。在传统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体制下,边民分散、流动与服务、管理的非流动矛盾凸显。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打造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离不开“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驱动与指引,离不开主动服务与主动治理的关键依托,离不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平台的核心支撑,更需全面推进制度性供给,确保流动车载设备的保养与功能升级,多措并举助推边疆民族地区居民与全国居民一道共享美好生活。     

试论“三个务必”的内涵、逻辑与践行路径

“三个务必”是党及时将成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管党治党的科学政治理念。“三个务必”继承和发扬“两个务必”的核心要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根本宗旨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伟大精神融入其中,形成“三个务必”理论体系,实现了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深刻认识“三个务必”的内涵、厘清其内在逻辑、积极践行“三个务必”实践路径,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的逻辑基础考察——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

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的"逻辑转换",那就是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马克思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虚无缥缈的观念世界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他的哲学立场转换大体经历了从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然后又从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旧哲学那种超人、超自然、超历史、超阶级的"无立场"哲学转向现实的人的立场、立足于工人阶级认识改造世界的需要来实现哲学革命。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合乎逻辑的哲学变革的基础或根本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完全没有把握生活的根本逻辑或生活本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逻辑归宿。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作品转换性使用的规则重构及其适用逻辑

数字信息革命对著作权的冲击,破坏了社会公众自由使用与著作权专有权之间的平衡,尤其是随着互联网领域“二次创作”文化的兴起,以在先作品为基础的再创作引发了著作权人与使用人间的权利冲突。以“二次创作”为代表的转换性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并无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有适用的需求。为了实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效衔接,同时解决转换性使用的适用难题,有必要建构合理使用的“双层结构模型”,将转换性使用作为“三步检验法”的制度衍生物,同时借由“三步检验法”划定转换性使用的合理边界,以实现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再创新和知识进步提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