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阿泰德》中的两种哲人——关于对话中两次“离题话”的一种解读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中有两段为人熟知却常被忽视的离题话，姑且可称作“助产术”和“离题漫谈”。本研究就着眼于这两段隐匿于柏拉图知识论名篇的文字，并对其中所描述的两种典型的哲人形象展开分析，力图诠释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同时，这两种哲人形象作为两种范式，其背后存在着对于哲人的两种理解，而这不同的理解当中，更是潜藏着对于哲学史的现实关切，即为我们考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本人作为一个哲人所呈现出的形象提供了一个维度。通过对于文本的解读，也尝试为《泰阿泰德》中的这两个段落提供一种解读，从而见微知著地使柏拉图用这部对话所要呈现的问题之整体得以展开。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不懂几何者莫入”另解

“不懂几何者莫入”是刻在柏拉图学因门上的一句名言.自古以来,对该名言的解释是从学固教学的角度来进行的,即“不懂几何的人不能够进入学团学习或从事教学研究”.但从学园当时的社会教育环境来看,古希腊的基础教育无几何学的内容,希腊的年轻人没有掌握几何学的知识,很难进入学园学习.另外,柏拉图学园和其他学校如修辞学校之间存在竞争,尤其是在招生方面,若是对几何学知识要求过高,学园无法吸纳学生,所以不能仅从教学的角度来解释“不懂几何者莫入”.如果从希腊语的词源学角度对“不懂几何者莫入”的希腊语原文进行分析,“不懂几何者莫入”应是“不能学习几何者莫入”,这种解读可从学因的教学情况得到佐证.再有,从柏拉图学园成立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柏拉图由于其老师苏格拉底被害而离开雅典外出游历十多年,为实现政治理想回雅典办学,但雅典并没有一个自由的政治环境.为了应对当局的监控,柏拉图需要一种方式掩盖学园的教学目的和政治实践活动.柏拉图及其学园弟子活跃在希腊各地政坛上,为建立理想的国家谋划政变、制定法律、组建政权等,“不懂几何者莫入”成了柏拉图学园政治目的和行为的掩饰.     

柏拉图对经验主义知识论的批判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对“知识就是感觉”的命题进行了五点驳斥：它不能得出普遍性理论知识;它导致人与动物、神的感觉能力没有区分;它导致相对主义;它没有语义结构,不适应理性世界也不能预言未来。进而柏拉图对经验主义知识论的信念背景提出了五个诘难：误辨难题、想无难题、互换难题、蜡板说难题和鸟笼难题。     

柏拉图政体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是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柏拉图政体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即《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与《法篇》中“次好的政体”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学界对此问题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笔者澄清了关于柏拉图政体理论的种种误解,阐明了柏拉图论述“最好的政体”与“次好的政体”的真实意图,探究了柏拉图政体理论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论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身体”

提到柏拉图,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以及“真善美相统一的理式”。于是,很多人以此推断柏拉图所推崇和关注的只是人的灵魂层面,而贬低人的身体这一层面。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柏拉图虽然重视灵魂的修养和提升,但也没有忽略“灵肉一体”的人的现实,他笔下的身体有束缚灵魂的一面,也有促进灵魂提升的一面。在对话录中,柏拉图对身体的复杂态度不仅体现了他对身体的重视,而且也打开了“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窗户,他的理想也许是灵魂和身体的和谐统一。     

普罗提诺“流溢说”古希腊探源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充满着浓厚的古希腊哲学精神。他将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等结合在其中,形成了“太一”、“理智”和“灵魂”三大本原,这三大本原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它们的理论源头。     

柏拉图“理想国”视野中的正义观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正义宣言书。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的国家，国家的正义来自人的灵魂的正义，国家的正义通过哲学家的至善得以体现。柏拉图追求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合二为一、理性正义与德性正义相依相随、天赋正义与人为正义和谐相融，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合理内涵也能为我们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柏拉图的“洞穴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喻”的哲学寓言。这是一个关于人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无知走向有知 ,从被遗弃状态走向被拯救状态的神话。它最形象地表达了柏拉图的哲学理想 :“光源”是理念论的终极实在 ;“灵魂转向”是理念论的基本原理。柏拉图为西方思想精心设计了一个“光源隐喻” ,它是对光明的一种理解 ,是理性自主独立的凯歌 ,其核心是对“永恒在者”的“光源化”。西方现代文明之“根”一直可以回溯到柏拉图的这个最基本的哲学寓言。     

“和谐社会”思想之希腊探源

当代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在希腊的共产主义思想中有其理论根源。“和谐”在希腊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理解。和谐的本体论意义是指人的生存行为对罗各斯的服从。这种和谐在柏拉图《理想国》中主要包括个体的灵魂和谐与整体的国家和谐。     

理性与习俗：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种新视域阐释

《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都是集中反映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性对话。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的，而政治又与习俗相关，理性与习俗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调节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柏拉图必须对理性与习俗的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对话中，柏拉图以习俗“承载”理性，在保护哲学的同时，努力将常识世界纳入理性的规则中。其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便分为理性“体验”和对政治生活的“表达”。两条路径分别对应了对话中的哲学家被要求的双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自始至终，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人类最高的活动依然是理性的哲学思辨，而非建基于习俗之上的政治生活。     

柏拉图“洞喻”与室内环境“凝视”

柏拉图阐述教育问题的“洞喻”可以拓展为凝视问题研究的经典文本。在“洞喻”学说里，他通过话语描述了一个特殊的室内环境，并认为这个空间环境内充满复杂的凝视关系。笔者试图通过柏拉图的“洞喻”学说，建立起凝视理论和室内环境设计的关系。这既丰富了柏拉图“洞喻”学说以及凝视理论研究的文本，又有助于室内环境设计理论研究体系的完善。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柏拉图的“流变说”与“对立的共存”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理念论的一个前提是“流变说”，即认为可感世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其无法形成知识。学界对柏拉图“流变说”的解释，以及它与理念“分离性”的关系莫衷一是。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辨析及学界主流解释的分析，可以得出柏拉图“流变说”最核心的含义是“对立的共存”。只有通过这一含义才能将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对伦理难题的强调与之后对可感世界的论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理解理念之所以与可感世界分离的原因。     

柏拉图教育思想评述

两千年以前的希腊有一位象中国的孔子一样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曾游历过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四十岁左右他回到雅典建立一所学校,名叫“学园”,他在学园中从事教育和写作达四十余年。柏拉图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了挽救日趋走向危机的城邦奴隶制度,他企图改革当时的政体,提出了建立“理想国”的方案,而把教育视为实现和维护“理想国”的根本手段。为此他著书立说,提供教育理论和方案;开办学园,培养和造就未来的统治者;他还派出学生为一些国家提供政治咨询。     

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

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的内在灵魂为宗旨的柏拉图哲学,不满诗歌将灵魂导向堕落,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自认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的诗人面对宣称忠实于真理和智慧而又来势汹汹的哲人奋起反击,从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拉开了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不管是“哲学与诗的纷争”,还是哲学对文学的压抑,抑或还有文学对抗哲学的行动,这些都一次一次把学人拉回到希腊古典世界。重返“诗与哲学之争”议题发现,哲学、政治、历史和神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充满了被诗影响的焦虑。哲人与诗人的一路争吵向读者呈现了“诗之美”与“思之智”,这两个古代经典的重要维度,因而重新审视“诗与哲学之争”成为“回归古典”的重要路径。     

柏拉图神学的伦理蕴涵

柏拉图的灵魂论充满理性之思和德性追求;其“理念”世界蕴涵着他对现实世界的正义、和谐和秩序的伦理追求以及伦理超越;其神服从“理念”世界,以善为内在目的创造现实世界,最高的“善的理念”构成了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是灵魂和神的原因、目的和根据。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灵魂”与皈依--奥古斯丁对灵魂精神性的论证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无法理解上帝形而上的精神本性问题是阻碍他皈依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而奥古斯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依托于对灵魂的认识来进行的。在其早期关于“灵魂”的哲学对话录中,奥古斯丁就指认出一条通过认识灵魂来认识上帝的路径。在《论灵魂的宏量》中,奥古斯丁深化了他对灵魂的认识：一方面,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采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借助于理性论证而非依靠权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灵魂乃是无广延的精神性实体,反驳了唯物主义的灵魂观;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在这篇对话录中第一次建构了其灵魂学说的本体论,同时也对其自身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思想历程进行反思与审视。可以看到,对“灵魂”的思考既帮助奥古斯丁解决上帝的本性问题,也成为其皈依之旅中重要的思想转折点。由此在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想训练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影响下,奥古斯丁完成了最终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