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传统与现代“断裂”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

传统中国社会变革所具有的文化先导性特征,使得每一次的革新都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传统与现代“断裂”的背景下发生的。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断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理论空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方案也好,一种参与论争的社会思潮也好,它本身没有“断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新文化的意图,更没有“断裂”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功能与企图。相反,倒是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给“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一个新思想入场的理论空间。无论理论的魅力还是实践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都绽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一理论的竞争力延续至当代,就表现为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一球两制”的竞争态势下,仍然保持着发展的趋势。     

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之我见

五四运动中,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救国从问题还是从主义入手。通过论辩,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王揖唐之流冒牌社会主义的界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稽考史书文献和名人学者对论敌胡适的评断,并没有因胡文的发表而否定胡适早年反对封建军阀、同情社会主义、赞成国共合作以及学术上的贡献。由此,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一说自然也是不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场思想交锋——以建党后的反联省自治思潮为文本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思想碰撞是同联邦主义的交锋,即建党初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联省自治派的思想论战。建党初期,针对联治派提出的联邦制、地方分权、国家统一方式和军阀地位等问题,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对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思潮与运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发展的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不断完善的特征。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范耀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人们一般是将它作为绝对对立的状态论述的。挑起论争的胡适更是被认为“思想荒谬,态度横蛮,理由薄弱,逻辑不通”;甚或认为他“流毒最广”,是“最狡猾的敌人”;“投入到...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罗莎·卢森堡民族思想的再认识——兼评与列宁“民族自决权”的争论

以＂民族自决权＂为中心的民族问题的论争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宁长年论争的焦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的基调认为卢森堡是错误的。这是否是对卢森堡民族思想的全面客观的认识？她关于处理民族问题应随时空的变换具体把握,反对民族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等思想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今天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卢森堡民族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发生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后,并在与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和学说的竞争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此,我们必须明确:(1)“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2)马克思主义超越其他思想体系的优越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的公式,“五、四”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之“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观念结构,强调文化结构的完整性与统一性,提出了治本的目标。“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树立现代思想意识的起点,它标志着传统的宇宙观与知识结构的开始瓦解。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论艾思奇《哲学讲话》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地位——纪念艾思奇同志诞辰96周年(上)

上个世纪30年代,由艾思奇的一部大众化、通俗化哲学著作引发了一场激烈而复杂的哲学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的这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充分说明了这场论争是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缅怀艾思奇同志,学习和发扬他捍卫真理的精神,对于克服目前某些重要学术思想领域里马克思主义不断趋于“边缘化”的错误倾向,有重要意义。     

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

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十几年时间里最主要的组织文学生产的平台,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输入与传播,主要也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及文学观念通过社团传播这一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社团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卢梭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兼论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东渐之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发展史。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功能指向,被改造为颠覆主义和理想主义;审美领域的浪漫主义缺少自足性和独立性,浪漫主义文艺只是途径,政治变革才是真正的旨归。对于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和鲁迅关于卢梭的论争,也应从这一文化视角进行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