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呼唤——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伦理思考

伊拉克战争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悖论:人类共谋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出并促进了呼吁共建全球伦理的要求;而在全球化时代的种种“伦理”名义之下,却不断造成并加剧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众多伦理问题。构建全球伦理是人类刻不容缓的课题,全面把握全球伦理系统是构建全球伦理的认知前提,全面实施系统构建是全球伦理构建的基本要求,重点抓住道德主体、道德互动等关键是构建全球伦理的有效途径。     

浅议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督制度——以美国相关制度为视角

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立法和研究远落后于实践。从世界范围看,伦理审查委员会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是保护人类受试者的重要组织,但其实际运作以及行政部门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督都有不少问题。文章分析了美国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医疗技术人体试验法律制度中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督制度的启示。     

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新范式

近年来,我国科技伦理审查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传统的以生命医学伦理为基础的伦理审查范式,在应用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时面临挑战。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阐述了其对传统伦理审查模式的冲击,并总结了业内先行的实践策略对审查范式创新的启示。基于此,文章提出人工智能伦理审查范式创新需从理论、职能和方法三个维度进行：在理论上,主张采用美德伦理学,强调品德养成;在职能上,拓展伦理委员会的职责;在方法上,发展技术工具实现技术与伦理的有机融合。     

算法决策的认识论不公正及其矫正

对算法决策进行伦理反思是当前学界热点,但已有研究大都忽视了算法决策对人类认知活动造成的伤害,即威胁到人类作为认知者、解释者和证据来源的尊严。弗里克提出的“认识论不公正”概念则为我们捕捉这一伤害实质提供了有力工具。算法决策带来的认识论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当人类证词可信度因客观性算法文化和自动化算法偏见等因素而遭遇系统性贬低时,就会出现证词不公正;二是当决策相关者因算法的认知非透明性特征而缺乏对其自身经验的理解,也难以对不利结果提出反驳时,就会出现解释学不公正。对此,可以尝试从构建可抗辩性的算法决策系统、培育决策者认知正义美德,以及回归算法辅助决策的工具性地位等方面着手,矫正算法决策带来的认识论不公正。     

技术责任伦理勃兴的时代境遇及其维度

西方技术伦理的嬗变表明伦理对技术是一种责任,责任伦理是对当代技术最好的责任。技术责任主体的审查及其伦理规范的确立、“风险社会”的挑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成为当代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组成。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风险社会”的治理、技术政治学的趋势成为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顺应当代技术责任伦理的勃兴,推动技术责任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对于树立一种和谐的技术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ChatGPT技术中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及其科学祛魅

作为一种生成式预训练变压器,ChatGPT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同时,也会“堆积”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其在技术演进中,呈现的偏差性、不可靠性、鲁棒性、有毒性等伦理特性,诱发了道德判定障碍、社会偏见刻板化、用户数据去隐私化、科学技术异化等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只有凸显人文价值关怀,重塑伦理主体责任,强化伦理政策导向,创新伦理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纾解ChatGPT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使人工智能系统成功融入人类社会。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原因分析与规制路径

自2022年起,以ChatGPT和GPT-4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人工智能进入了“大模型”时代。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创造物,也引发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数据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责任主体冲击与道德地位的模糊等伦理问题,会威胁到人类的幸福生活。以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为起点、以挖掘其产生的原因为依据,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和培育正确的主体意识等规制路径。     

数字赋能政府治理何以产生“数字负能”？

作为一种生成式预训练变压器,ChatGPT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同时,也会“堆积”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其在技术演进中,呈现的偏差性、不可靠性、鲁棒性、有毒性等伦理特性,诱发了道德判定障碍、社会偏见刻板化、用户数据去隐私化、科学技术异化等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只有凸显人文价值关怀,重塑伦理主体责任,强化伦理政策导向,创新伦理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纾解ChatGPT技术带来的伦理风险,使人工智能系统成功融入人类社会。     

公共健康视域下专利伦理审查机制的问题与对策

危及公共健康的专利的存在,让专利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颇受质疑,强化伦理审查是提高专利道德合理性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专利伦理审查面临多重挑战,致使伦理审查流于形式：意识层面上,面临“去伦理化”主张的挑战;立法层面上,立法不完善,缺乏审查依据和标准;实践层面上,审查主体、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不健全。目前可通过厘清观念误区、健全法律体系、引入伦理审查委员会等多种举措来完善专利伦理审查及监督机制。     

论一种可能的新伦理形态——类伦理

伦理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伦理形态与人类的存在形态应当是相对应、相一致的。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三形态说的划分标准来看,“类本位”就成了最高的人类存在形态。而与“类本位”相对应的伦理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类伦理”。这样一来,“类伦理”也就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形态。本文指出,只要人类共同努力,“类伦理”形态的到来一定不会久远。而“类伦理”的到来,对于解决当下诸多问题意义重大。     

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

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人们对许多伦理问题思考。现代技术价值使技术与伦理发生联系，并使技术发展冲击传统伦理成为可能．它促使人们在反思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建构保证技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建构技术伦理要考虑到人类自身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的建设问题。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培养和提高技术发明家、技术使用者（如公众等）和技术观察者（如技术评估和评论家等）的伦理素质，后者主要由公众、企业、政府等来完成。     

欧美社会治理中算法应用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研究

聚焦社会治理领域的算法应用伦理问题，以欧美社会治理中的智能算法应用为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智能算法嵌入社会治理面临的应用伦理风险，即算法“黑箱”与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歧视与社会不平等、隐私泄露与社会监视。基于此，从技术、伦理准则与法律、媒体三个层面提出欧美社会治理算法应用伦理的规制路径：一是优化算法技术，提升算法准确性和安全性；二是完善算法伦理准则和法律，构建智能算法善治体系；三是加强算法伦理的媒体监督，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路径。本研究能够为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ChatGPT的信息技术社会后果及其伦理规制

ChatGPT作为一种具有非凡信息获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的出现,瞬间引发了人类智能技术节点意义上的革命。在人工智能的大力加持下,ChatGPT必将造成一系列信息技术社会后果。只有充分发挥人类的实践理性并适时地建立相应的未来伦理规制,才能应对这一人工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后果主义的观点出发、不断回答和尝试解决ChatGPT“随附的”伦理问题,乃是符合信息技术社会规律和算法逻辑走向的明智选择。正确地处理好“GPT化生存”问题和人机共存关系,不仅需要国家技术力量的增强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坚定重建网络美好生活的信念。     

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灾疫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上）

灾疫伦理学是对当代存在危机与生存风险的应对之学,它诞生于对生成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最终人为因素的伦理检讨。灾疫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灾疫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与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所以,理性审查灾疫伦理研究的生存背景、伦理目标、认知视域和探究方法,成为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奠基问题。     

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随着我国研究伦理事件的频繁出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保护问题进入大众视野。本文从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的主体构成、标准与逻辑、程序和级别等角度总结其运行框架。根据制度主体权力关系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型、协会主导型和同行-自我监督型,并分析该制度的驱动与监管问题;根据学科权威关系将其分为全科审查型、独立审查型和缺失审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原则和依据问题;根据国际学术话语关系将其分为原发型和舶来型,并分析该制度的审查效力问题。以此,明晰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审查的类型路径和实践逻辑,反思该制度在实践中的独立性、适配性和平等性问题。最后,从研究伦理的制度建设和研究者的伦理素养培育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ChatGPT 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

ChatGPT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热仪,它以高拟真度、强互动性和多模态的特质颠覆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既有印象。其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秀代表正以高调的姿态变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人类认知壁垒。但科技的发展具有矛盾性和两面性,越智慧的科技,越易使人滋生恐惧和不安等情绪,提升效率、便民利民的同时,也通常伴随一系列的伦理风险。ChatGPT对工作效率模式带来的重大变化,使其两面矛盾性更为凸显。克服矛盾心理需要厘清ChatGPT引发的人类主体地位受冲击、隐私侵犯与算法歧视、作弊成本降低与学术不端、侵扰意识形态防线等伦理风险。应对这些伦理风险需要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守住技术发展底线、保护隐私群己共律、加强算法设计与监管、坚持科技伦理教育、实现监督与引导并行、补齐生成式AI短板、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从而实现ChatGPT的伦理规制,克服人们因技术的强大智慧而产生的矛盾心理,确保智能技术始终沿着造福人类之路稳步前行。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人格尊严视角下代孕技术的伦理审视

目前我国对代孕技术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是伦理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生育和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基本的一项权利,应当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得到法律的保护。文章从“人格尊严”的视角出发,对代孕技术中涉及的委托父母、代孕母亲进行伦理审视和研究,从其人格尊严的价值层面寻找对代孕技术在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有限开放的伦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