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进化论时间观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主要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但长期以来 ,在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 ,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心理追求 ,对现代转型进行了多种阶段性命名 ,如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整风运动、大跃进 ,造成了“转型”意义的搁浅。其实 ,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 ;另一方面文学本体观的深化又加快了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时间分期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过程与结果同时存在的复杂问题,它的主要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但长期以来,在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心理追求,对现代转型进行了多种阶段性命名,如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整风运动、大跃进,造成了“转型”意义的搁浅。其实,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另一方面文学本体观的深化又加快了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刘勰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是《文心雕龙》文学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通变观是刘勰文学史观的核心。本文以文学本质论为基础,探讨了“通”与“变”的实质,并从认识的角度考察了刘勰对“通变”的把握尺度及其内在心理机制。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清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关系的相倾与混融

“性情”与“学问”作为清词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清词的发展历程。顺康时期乃词体振衰起敝的关捩,词学中兴的要诀均萌芽于此。这一时期各家各派对传统的“性情决定论”进行传承、拓展、修正与突破,但始终是以“性情”为本位;然而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导致词论中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或相倾或混融。清初词论中多元嬗变的“性情与学问”观,既是各家词派面对颓势寻求突破的表征,也是围绕是否接受“以学为词”而展开的群体对话。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流派演进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在动态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清词理论的发展脉络。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既是对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存在的历史指称,更是对文学意义的价值表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民族性）的价值追求。回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内容”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和阐释要比研究它的“形式”意义深入、复杂得多,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其获得独立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探讨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渊源与流变、独特性与丰富性问题也就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关于文学的文体形式…     

试论汉语新文学的学科理念与知识体系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嬗变历史,其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但新文学的“新”所包含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汉语新文学通史》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城,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描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惯于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称此前的文学为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称此后的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尽管近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开始被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运动,尤其是对世纪中叶文学思潮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仍习惯用传统提法。如将发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认作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认作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当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提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失为一种认识…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兼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文学渊源问题素为现代文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学术焦点.近年在海外史学"中国中心观"的刺激与启迪下,"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一说渐获普遍认同,"中国视角"亦成为广受期待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文学发生之内因/外因关系的重新辨析以及对现代文学"现代"性质的重新梳理,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还尝试阐释了现代文学内传统影响与西方影响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几代学人为建立和发展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毕生心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这一学科得思想解放、拨乱反正风气之先 ,学术开拓异常活跃 ,成就卓然 ,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之翘楚。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以“五四”为精神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再一次面临着“退出当代”、“剥离于当代”的运作 ,这种情形逼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和外延的模糊性 (例如 ,与“当代文学”概念之间的模糊性 )作更进一步的学术思考。此前 ,曾有围绕着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关系展开的讨…     

论清诗以学胜

清诗处于唐诗、宋诗两座古典诗歌的高峰之后,以学问见长而与之鼎峙.清诗学问化较先前时代的诗歌更为明显:一是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二是诗歌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三是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其原因应从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清代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来考虑.清诗重根柢学问,力纠明代诗坛空疏不学之弊,但始终未能克服学问有余而诗性不足的缺憾.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