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使用了"议院"、"国会"等议会术语,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日、英、法等国议会文化。当时,清政府已威信坠地,为了自存开始了"新政"改革。作为大清重臣,载泽更关心的是在当时的危局下如何实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标。总体而言,载泽对西方议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使其对宪政制度本身的结构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缺乏必要的研究,更没有就如何将西方宪政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作深入的思考。这就影响了他对西方议会本质的考察和认识。     

1910—1917: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文学生活

从1910年8月到1917年6月,胡适留美七载,留下十七卷日记、札记。这七年是胡适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关键期。通过胡适日记里与文学相关的阅读、接受、交游、创作等记录,可以看出文学作为一种日常参与性的文化行为对他生活的影响和思想的塑造。胡适留美时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和西方作品,这让他能在文化差异性的对比中形成对传统资源的一种补充和反控,并内在地初步建立起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历史批判力。胡适对于戏剧有偏爱,他阅读了不少剧本,也多次去剧院观看戏剧,这为其日后阐明"易卜生主义"等作了前期的准备。胡适在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翻译和创作,包括旧体诗和英文诗的写作,他反复思考诗体形式与诗意的内在关系。胡适有将诗词歌赋贯穿于交游和个人生活的文人积习,一面又不断实践,以期旧体诗词的体式在现代有所"进境",乃终与其后来的文学改良观与白话主张合于一辙。而其英文诗歌虽然带有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遗风,但也为胡适提供了一种新鲜的促其反观中国诗歌的经验。     

清末官员背离政府的成因探析——以孙宝瑄为例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官员纷纷倒戈,这一结果的生成与清末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失败有关。如邮传部官员孙宝瑄,竟然是一个强烈的政府反对者。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他的民主观念的支撑。至于其民主思想的成因,则来自于包括人际交往、书刊在内的西学网络。孙宝瑄并非个别现象,他是时代的缩影,我们从其心路历程中可以洞悉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原因:舆论失控。问题不在于西学的传播,而在于传播的方式——有序还是无序、传播的内容——有选择性还是无选择性,及方向的引导。正是由于舆论的失控使得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员群体也思想逸轨,伴之而来的则是统治基础不是扩大而是萎缩,包括原本可资借助的非政府资源亦渐次荡然。如此窘境,清朝政府的灭亡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有泰驻藏日记》所见清末拉萨物价资料

清末驻藏大臣有泰在藏期间政治上乏善可陈,但他几乎每天都写日记,笔耕不辍.吴丰培将其整理成《有泰驻藏日记》,共十六册.其中记载了有泰在拉萨收购物件的信息和他所见所闻的商品买卖记录.本文根据用途及性质将这些交易对象分成生活必需品、牲畜、饰物及陈设品、水果植物、皮毛产品、工艺品、书画、宗教用品、工程费用、金银钱币、宗教攒招钱、其他（包括赏钱和工钱）等十二类.这些整理罗列出的信息对了解当时拉萨地区物价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译

托尔斯泰的日记象海洋一样博大而深邃,它既是托尔斯泰探索生活真理的真诚记录,又是心灵历程严肃而痛苦的表白,它不仅闪现出宏大而复杂的时代风貌,而且也蕴藏着对时代的深沉思考和历史的心灵回响,托尔斯泰的日记是留给人类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所译这部分早期日记,反映了他当时对生活的思考并真实地记录了他制定的自我完善规则。     

晚清川北盐场大使沈贤修的官宦生涯及其所见川北社会样貌

就职于川东北蓬溪县的晚清“盐场大使”沈贤修（1836—1911）,撰有《禅和子日记》,逐日记录了任职“小川北”15年的宦海生涯。沈氏日记以“微员”的视角呈现了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感受,不仅可以借此探析盐场大使的职能运行、其与地方政府之关系,而且可以从中观察川北社会的流动,以及仕宦期间的交际、购物、休闲和文化生活等活动,认识清末川北社会生活的实态,管窥基层官员的文人生活图景,并从当地经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透视晚清基层官员在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     

从《谭正璧日记》看一位近代学人的养成

20世纪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谭正璧的日记手稿,保留了他自1917年到1924年间的日记。在此期间,处于成长关键期的谭正璧数度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炽的上海。日记展露了他敏感多情、秉直尚侠和善改易变的鲜明个性,留下一张自绘的"青春写真";谭正璧酷爱读书,日记亦记录了他从适意泛读到专事研究的阅读变化,以及在阅读中如何摸索出一套伴随终生的治学方法;谭正璧通过日记标记生命刻度和留存著述资料,也将日记当作日课以磨砺心智和训练写作。他的经历展示了一个近代学人的自我养成,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碰撞下求学治学的缩影。《谭正璧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谭正璧和了解20世纪早期上海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近代启蒙思想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

我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已经有近代启蒙思想为这一历史变革作出精神准备。龚自珍是当时进步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龚以文学的形象表现他激进的民主思想,他的文学与他的近代民主的狂飙思想融结一起,其《病梅馆记》可说是代表。许多人说这篇文章是批判封建专制时代压制和摧残人才的,但这并没有将其思想说透。其实这篇文章的思想高度,是提出了个性解放的社会要求,这是属于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想潮流。     

《圣朝名画评》及《五代名画补遗》的写作时代和文化背景

关注一个时代的绘画艺术,除直接的绘画作品外,优秀的画学著作也值得注意.古代美术史家不但对当时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进行记述,为我们留下可供参考的史料,其所做的考察分析,对绘画风格形成和演变所提出的个人见解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圣朝名画评》及《五代名画补遗》写作的时代,正是一个由“唐型文化”转为“宋型文化”的时期,对其写作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鲁迅“濯足”非性生活之新证

《鲁迅日记》中"濯足"之意为何,自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性生活"说以来,一直争论至今。论辩双方却因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和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有信服力的结论难以达成。本文拟从从学术考证和田野调查两个方面考辩,将鲁迅"濯足"放置于当时的时代社会风俗之下,意在证明鲁迅日记中的"濯足"别无他意,今人的揣测有误解之失。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

在中国思想史上，晚清可谓对经典的解说自由度最大的时代。我们现在阅读当时的文献，常会感觉其说法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惊异联想通道可以如此任意而行、畅通无阻。这自然得益于晚清作为过渡时代的得天独厚处。旧纲维的日趋解体、新秩序的尚未确立，     

《癸辛杂识》之祝寿风波——论方回的人品及其他

对方回的全面研究当属台湾潘柏澄先生的《方虚谷研究》。本文拟从周密《癸辛杂识》方回条的相关记载入手，考论方回和牟巘、仇远的交游关系，展现方回同当时江南士大夫的交游群体，进一步来探讨深为后人所误解的方回人品问题。当时的士人对方回出仕元朝，并未有如我们后人所想象那般，唯恐避之而不及。相反，他们还依然与方回有很好的交往。最终说明真正的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内心是极不容易的，唯有全面地把握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生活环境方可稍探其脉络。     

与李泽厚先生谈《巴别尔马背日记》

序1920年6月,苏波战争爆发,列宁想由此而推动德国工人起来暴动,将革命传遍欧洲和全世界。当时,苏维埃红军从两个方向进攻波兰: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方向进攻的是西方面军,在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至7月底进逼华沙城下。从基辅方向进攻的是西南方面军,由叶戈罗夫     

从《长河》看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文化保守主义是近现代中国的一股思想潮流,影响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沈从文的《长河》延续着他乡土作品中的田园牧歌式的风格,描写了三、四十年代湘西社会。本文从《长河》中的无聚焦叙述切入,探讨其背后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十轮经》中土传播研究

在中国佛教史上,《十轮经》曾两次被翻译。《大方广十轮经》的译者不明,翻译时代大致在六世纪初以后、隋建国之前。《大方广十轮经》早期的传播以三阶教为中心,隋开皇末,三阶教受到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该经的流传。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玄奘重译《十轮经》。这次重译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译本内容的完善上,更重要的是玄奘以他亲履印度、中亚诸国的经历,以及他在当时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从源头上肯定了《十轮经》的经典性质,并将其归入中国佛教界已有重大影响的《大集经》系列之中,从而大大提升了该经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此后,《十轮经》受到了众多高僧大德的重视,其义理方面与其他大乘经典的矛盾也得到了合理的解说,流传愈益广泛,对民众的宗教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述《往津日记》引发的学术因缘——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为中心

阮述是越南阮朝末年重要官员,于1880年、1882年两次奉旨经香港、广州,复往上海、天津等地.他在第二次出中撰有<往津日记>行使日程一册,其中记述的资料尤能凸显当时中、法、越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研究19世纪后期中越外交关系、历史和文化交流等,不失为重要之材料.本文以阮述<往津日记>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述戴密微、...     

《雷锋日记》与雷锋精神

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新时期,重温《雷锋日记》,从《雷锋日记》的视角诠释雷锋精神的时代意蕴,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感悟雷锋精神的伟大真谛,更好地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     

重估《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价值

恩格斯在不同时间段写下的一批以《自然辩证法》命名的手稿,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论。时至今日,理性地分析这些评论,发现它们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恩格斯创作时的实际经历、当时流传下来手稿的具体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没有将恩格斯的论述置于当时自然哲学总体图景中看待其得失,而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考量从文本之外所生发出来的抽象论见。有鉴于此,本文紧扣恩格斯手稿文本,通过对其创作历程、体系安排以及传播途径的分析来重新估量其价值,认为既不应该抹杀恩格斯所做过的工作和努力,包括从他的手稿及其他书信和谈话中所透露的见解和观点,也不应该把他对自己零星思想的梳理和一些初步性的考虑甚至准备性的材料收集工作提高到所谓完善性的、体系化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