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在地化的脱嵌与重嵌

当前社会工作呈现嵌入式发展状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宏观嵌入、服务空间的部分嵌入、专业发展的渐进嵌入。社会工作在地化嵌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行政管理倾向限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量化指标导向影响社会工作理念的初衷、社工流失趋向阻碍社工队伍的壮大等脱嵌表征。为此,应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向;通过赋权服务案主、强化评估伦理,确保指标式考核向全方位考评转向;通过制度化回应社工人才发展诉求,推动社会工作"内卷化"向职业化转向,寻找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的重嵌策略。只有通过在地化策略,才能在脱嵌中找寻社会工作重嵌的途径;只有回归本原,才能在重嵌中找到社会为本的传统。     

社会服务供给的合同制治理——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发展的历时性分析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政府购买服务下的合同制治理是社会服务供给治理的核心内容。基于G市社工服务站十余年发展的历时性研究,对合同制治理中涉及的科层约制与横向合作的互动进行深度讨论,解释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以社工站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供给的变迁。合同制治理嵌入我国原有的治理体系中,从合同主体设定到服务项目发包、执行与评估,不断与原有的科层体系相调适,力图整合社区资源,激发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我国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创建。合同制治理已成为我国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治理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准市场化的异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反思——以广东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为例,从国家—社会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反思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准市场化异化问题。通过系统阐述“国家办社会”与“市场办社会”两种发展模式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基于“政府归位”的“双百”社会工作实践经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可能的发展道路——国家直聘社会工作者且将社工站(点)建设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事业单位,以确保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     

情感治理：社会工作发挥效能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价值,然而,关于社会工作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和优化路径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实践,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了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要把坚持党建引领作为重要方向,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并增强服务国家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从而切实回应社会需求,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贡献。     

司法社会工作组织推进中的四重张力及其消解——政府与民间组织协同司法社会工作的“互适性”问题

司法社工组织的建设会遇到四重张力。一是合法性张力，这是司法本身代表的“公权力”与司法社会工作组织的民间性之间的张力；二是目标性张力，这是国家司法的行政性与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之间的张力；三是独立性张力，指政府司法部门对司法社工组织的他组织与司法社工机构的自组织之间的张力；四是匹配性张力，这是政府购买司法社工机构服务与司法社工组织自己去寻找服务项目间的匹配性张力。对于这四重张力，作为主要参与司法社会工作组织建设双方的政府司法机构与司法社工组织，既无法回避，也无法对之完全消解，而只能寻求并探索出一条平衡张力的“互适性”道路。事实上，司法机构和司法社工组织双方也正是在这四重张力间的互适表达平衡中获得成长。     

乡村社会变迁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局限与出路

在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之下,村庄原有的社会形态、关系网络、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需求多元化、治理事务复杂化、矛盾纠纷频发的特点,这些都给村级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回应社会的变迁,并表现出种种不适应和治理局限:乡镇控制权的强化挤压了村级治理的自主空间,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削弱了村级治理的灵活性,不断下沉的行政事务导致村级治理回应性不足。只有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调适村级治理体系、加强村干部的选拔培养、引导村民有效参与治理,才能切实提升村级治理能力。     

乡镇(街道)社工站督导策略探析 ——基于湖南省H市乡镇(街道)社工站督导项目

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是对当前国内社会工作发展与经验储备的一次检验,其建设好坏将会影响到未来社会工作的政府认同度和国民认可度。在大力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时,我们必须注重积累本土经验,搭建配套的支持体系,从而提高站点服务和专业服务质量。这就迫使社工站必须接受督导服务,以规范站点建设和提升社工专业服务质量。如何优化督导就成为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本文基于湖南省H市乡镇(街道)社工站督导项目的实践经验,探讨乡镇(街道)社工站督导服务优化策略,希冀为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企业社会工作的时代议题与本土视角

当前,社会需求以及问题的关注点正在从生活世界转向工作世界,建立应对工作世界社会需求和问题的企业社会工作制度机制,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内在趋势与要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代命题下,社工人才队伍的建设、企业社会意识的转变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为企业社会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平台基础。基于这一时代趋势与命题,文章从工作组织、服务焦点和实务技术三个角度探讨了企业社会工作的本土框架与技术取向。由于我国发展专业化企业社会工作的条件尚存制度上的约束与结构上的限制,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必然是在行政性的社会工作框架内,通过辅助性的专业化服务实现嵌入性的发展。企业社会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在本土化的背景中,通过让渡性的制度安排构建并轨性的本土机制。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社会工作机构何以向劳务公司转变——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在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存在劳务公司化的倾向。延续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进路,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制度环境对效率的约束导致社工机构产生目标替代,使得生存逻辑主导的效率机制推动组织形式转变,包括转换成弹性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和调整劳动关系。本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不能简单视为政府的职能转变,而是带来了"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新的可能。社工机构的劳务公司化是"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组织层面的重要表征。这一国家-社会关系的新形态塑造了社会组织自主性受限的制度环境,对社工机构的效率形成约束,导致其组织形式发生转变。     

基于模型构建的社区工作者职业胜任力问题研究——以W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调查为例

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建设的主力军，其职业胜任力关系着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对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已初步构建起一支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组织专职化、专业化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在欠发达县域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高层次专业服务人才短缺、社区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较为滞后等问题。依托以W县的城乡社区工作者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我们构建了社区工作者胜任力模型，研究发现当下我国普遍存在社区工作者胜任力总体水平偏低、城乡社区工作者胜任力无显著差异、有社工师证书的社区工作者胜任力水平无显著优势等问题。因此，要构建高质量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应以职业胜任力模型为理论指导，从开发社工专业人力资源、进行系统性的职业培训、完善绩效考评办法等方面着手，采取有针对性的实施对策来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胜任力。     

县域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以山西省H县为例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问题非常突出,亟需农村基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此作出回应。结合山西省H县坚持管理体制创新、坚持职能转变、坚持矛盾调处机制创新、坚持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改革,开创农村社会管理新局面的标本性实践经验,提出县域农村基层政府应该从转变政府职能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打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以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为例

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提供有效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然而,由于结构张力和路径依赖,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也存在现实困境,需要更为有效的行动策略。通过对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社工机构通过进入、服务、互动的全过程行动策略,可以实现融入社区、促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目标。社会工作应立足于解决社区"共同体困境",着力构建社区合作网络,推动内生型社区治理的实现。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概念框架、类型层次与结构性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时代与构建福利型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建构营造适宜环境,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与社工实务理论创新等议题应运而生。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概念框架主要包括实务哲学、实务理论、实务模式、实务智慧、实务经验、亲身感受和社会生活实践七个类型,代表社工实务不同的层次结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源于生活实践,指导专业社会服务,确立社会服务基本原则,划分社会服务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界定社会服务对象,规定社会服务过程与程序,选择适当的助人方法技巧,确定专业服务标准,指明专业服务发展方向,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发挥多种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最突出的特征是融微观化、指导性、操作性、实践性、过程化、方法论、生活化和个性化于一体,将专业价值观、专业知识、专业助人方法和专业服务有机整合起来。中外历史经验证明: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发展与理论创新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众多,尤其文化与福利文化等结构性因素都深刻影响社工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发展状况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模式和制度安排的结构功能。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精髓是如何看待、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祉,实质是反映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理论创新能力,反映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现代化建设程度。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