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探析

伴随着我国民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社区民间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既是社区管理者,又承接了政府部分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目前社区民间组织生存环境、发展条件的各种不完善,及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和效果上都受到了极大的约束。本文基于我国目前社区民间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社区居委会的资源动员能力与策略选择

在城市社区中，积淀着许多未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源，对于这些资源的整合和配置，基层政府往往应接不暇而社区居民又力量局限，社区居委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间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其深入的社会沟通、灵活的调整手段等优势，有效激活和促进这一过程。     

关于我区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思考

社区民间组织在和谐社会发展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应当从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高度进一步推进社区民间组织建设,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强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和管理,社区民间组织也必须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对社区居民的吸引力,提升社区民间组织对社会民间力量的治理与整合。     

生态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的分析

运用政党生态分析范式,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体制变革形成的“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转型问题.研究发现,政党生态环境变迁,对“村改居”社区党建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区组织结构复杂化,对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新挑战;社区利益群体多元化,对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出了新命题;社区群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和推动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考验.为此,得出了党组织功能转型的路径:领导功能转型——由领导核心转向政治核心与社会核心并举;社会角色转型——由纵向领导到纵向领导与横向服务互动;利益协调转型——由利益表达转变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并重;工作方式转型——由权威和指令的方式向制度治理和民主协商转变.     

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问题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某社区为例

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城市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研究基于对西安市雁塔区某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以及笔者此前发表的《关于城市混合式社区成员互动的实证研究--以雁塔区崇德坊社区为例》一文中了解到的这一社区内的成员互动方面的问题，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并由此推广到西安市乃至西部各大城市的其他混合式社区，从而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相城区社区党建工作调研报告

自2001年3月撤市建区以来，随着相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主体的社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加强党对社区的领导，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新形势下相城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我们就全区的社区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与模式选择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社区制正在我国各城市推行,社区已经成为整合和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体联系与沟通的中介,社区建设因而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主体选择:基于公共服务供给二次分工中居委会的局限性视角

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力除了来自于自身共同的利益诉求,还在于外部的激励性环境。社区社会组织的层次性、多样性和成长性特征决定了社区社会组织需要一个整合性和扶持性的培育主体平台,这一平台也成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二级服务提供方。政府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中要避免培育主体的官僚化和政府规模的扩张,并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力。社区居委会由于其自身结构和功能定位,无法成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有效主体,政府有必要在体制外建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专门性平台。     

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及治理体制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保证基层社会活力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介绍国外城市社区治理3种典型模式的具体做法并总结经验,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耦合机理与建构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重塑基层社区治理逻辑思维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思路在领域建设、价值遵循、发展目的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的要求和执行结果相悖，具体体现为精细化治理要求与基层减负放权的实践逻辑相悖、民主协商制度与治理共同体聚合力不足相悖、智能高效治理要求与数字鸿沟难以跨越相悖。基于此，应通过党建引领以提升社区治理管控效能、主体联动以强化社区治理服务效能、科技赋能以激发社区治理创新效能、文化渗透以释放社区治理的绿色效能等，将“四维蓄力—四重效能”作为重塑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将构建有序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布局的强力支撑。     

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研究——以武汉市发展社区为例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基层管理建设的核心就是社区的建设,社区是政策落实的基本单位,对社区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描述武汉市发展社区的建设实例,为我国城市社区的建设提供参考。     

践行科学发展建设民本社区

苏州市沧浪区先后以星级社区、幸福社区、民本社区创建为抓手，实现了社区建设的新跨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面对新问题，在现阶段民本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清楚地把握“民本社区”的基本要义，并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采取符合实际的措施。     

中国城市社区复合空间结构的生成机理及治理困境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治理模式，国家在城市进行社会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固定的单位组织，而是高密度、原子化和异质化的城市社区流动空间。理解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了解城市社区空间中复杂的权利关系。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维度解构城市社区内部权利格局，并对引发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房权政治下的城市社区结构以物权归属为划分依据，是由私有空间、共有空间和关联空间整合而成的复合空间结构。复合空间中相互缠绕的权利关系最终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集体行动的难以实现和关联主义的不断弱化，成为裹挟城市社区陷入治理困境的病理要素。     

关于上海培育社区群众性组织的思考和建议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单位，是一个人口相对稳定、具有共同地域和共同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使成员有一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利益和文化共同体；在上海，街道既是城市最基层的行政区，又是人们聚居生活的区域性社会单元。因此，我们在“十五”进一步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新体制过程中，必须十分重视街道作为城市社区地域范畴包括社区群众性组织等多项功能建设。     

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     

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治理单元,其治理现代化能够不断巩固我们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根基,打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要举,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外部融接与内部并举是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二重向度。做好外部融接应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机契合,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动态融入,与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新模式对标竞进,与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变化深度适应;加强内部并举需发挥城市社区党建的全面引领作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构建以“两邻”理念为主导的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打造数字化社区服务互动新平台。     

对石家庄市桥东区社区管理体制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最基本的机构单元,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城市的社区建设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体制问题已是核心问题也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点和突破口,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社区建设的核心已经不是社区服务,而是管理体制的创新。石家庄市桥东区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三员一队"网格化管理模式。本文对作为试点街道的石家庄市桥东区建安街道办事处"三员一队"网格化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改善"三员一队"网格化管理模式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数字社会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技术能够成为传统社区治理创新甚至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场域的底层逻辑存在偏差，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赋能，针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只浮于表面或只限于部分领域，甚至没有赋能只有“负能”，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实际成为社区在数字化转型板块的新增任务，并没有成为推动社区发生变革式增长的驱动力量。为此，实现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有效赋能，就要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发挥技术整合资源的真正价值；秉持以人为本动机，提升居民治理的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兜底和保障作用；激活多元治理要素，提高协同治理的层次与效能。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民间自发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不等于社会组织，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第一，组织成员主要是本社区的居民；第二，活动区间通常只限于本社区范围内；第三，基于社区居民的内在需要建构起来，因此具有较强活力；第四，组织成员自由进入、退出，组织结构相对松散。近些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我国社区建设如火如荼，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日益丰富，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区整合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发挥作用有限。     

浅谈如何加强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城市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和区、街、居工作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尽快发展和完善基层社区的功能,充分发挥社区在经济发展、稳定社会、造福群众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