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角下的山村民俗变迁思考——以浙江省杨溪村为例

在传统民俗学领域内,转换研究视角,以民俗研究的手段,探索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在此之上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俗习惯,改变“破坏生态与挥霍资源”的民俗习惯.以浙江杨溪村为例,考察村落、家庭中生态因素与村民民俗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求山村农民环境行为与当地环境变迁的互动机制,解决村落家庭语境中民俗的文化生态问题.     

在父系亲属结构中发现女性 ——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

在汉人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更重视对宗族的研究,对姻亲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路径上,对姻亲关系的研究整体上也仍采取宗族研究的范式路径①,多是从男性视角来分析姻亲关系对于两个建立了联姻关系的父系家族(庭)的政治、经济、宗教意义②,而忽视了女性在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这种关系之于她的意义.     

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中的人员往来及其文化交流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元朝与高丽姻亲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双方姻亲关系所促进的人员的密切交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双方姻亲关系带动下的人员往来以及伴随其中的文化交流加以探讨,反映了元朝与高丽交往的密切,友好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兼谈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三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既有巴、楚文化的遗存遗物,也有反映巴、楚、越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这些考古成果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对研究古代三峡地区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过程表明,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之间既相互渗透、又互为补充,三者相结合是研究民族民俗文物的重要方法.     

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来我校讲学

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在我校讲学。乌教授1985年曾应邀到日本四所大学讲学四个月,并到农村渔村考察民俗。乌教授在我校讲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日本的民俗与民俗学研究,深得我校师生的欢迎。     

服饰民俗学新探

服饰民俗学是民俗学和服饰研究交叉审视的新尝试,它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服饰民俗学将以服饰与民俗相互交融的关系和民俗服饰史实为客观依据,以民俗学为基础理论,以民俗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挖掘服饰的民俗精神,丰富服饰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内涵。     

从游牧文化、女性民俗到民间信仰研究

游牧文化、女性民俗和观音信仰研究构成了笔者民俗学研究的三大人容。在研究中注重"自己讲"和"讲自己",吸纳多元的研究方法,才能构建中国的民俗学学派。     

柳田国男民俗学与重出立证法

柳田国男（Yanagida Kunio）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试图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从民与俗谈对民俗主体的关注

如何界定民与俗是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争论的话题.传统的民与俗及其关系的界定导致了民俗研究中对民俗主体--民的长期忽视.事实上,民与俗辩证地构成了民俗这个文化综合体的两个方面.作为民俗文化事象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民俗主体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文上,这不仅是民俗学者应持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应具备的学术品格和人文素养.更是当下转型时期民俗学学科最好的意义和价值体现.     

女性民俗的文学嬗变——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民俗之互动

文学与民俗相生相伴,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女性民俗作为文学启蒙的一个触手,其发展也经历了民俗与启蒙的互动、民俗与政治的博弈、民俗与风情的融合等阶段。女性民俗的文学嬗变,其背后体现出时代作用于文学的复杂因素,研究其文学发展脉络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也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批评视角。